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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我什么都不懂。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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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站的译作

- 卢昌海 -

本站的 “翻译作品” 栏目设立于 2004 年, 在设立之初, 我曾将自己的译作定位为 “模糊翻译”。 不过自那以后, 在了解了一些资料的基础上, 我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过去几年里, 我读到了几位资深翻译人士对一些译作的评价, 并且也亲自对若干译作的原文与译文作了对比, 结果发现翻译作品的普遍准确度比我当年想象的低得多, 翻译水准 (尤其是对技术性内容的翻译水准) 也比本站的译作低得多。 这其中既有译者外行造成的错译 (比如某哲学译作将 superstring 译成 “超系列”), 也有文法上的差错、 单纯的疏忽大意乃至蓄意的粗制滥造。

这几年间, 中文翻译所存在的问题在媒体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曝光。 除客观因素 (比如译者的语言及专业水平) 造成的缺陷外, 在中文译作中还存在不少蓄意炮制的伪翻译作品。 比如 2003 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 叫做《只露一半——中国枪手生存实录》, 披露了所谓 “翻译枪手” 们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翻译秘诀。 这其中一条很重要的秘诀, 就是拿一本现成的译作, 以每页改动若干字的方式搞 “中译中”。 通过这种方法, 有的出版社创下了三个月 “翻译” 百余部 “世界名著” 的辉煌业绩。 这种伪翻译作品的泛滥恐怕是深具中国特色的, 但除去这个 “伪” 字外, 中文翻译所具有的其它缺陷则并不限于中文, 而很可能也相当普遍地存在于英文文献之中。

这方面我所知道的第一个例子, 来自于 Otto Nathan 与 Heinz Norden 编译的《Einstein on Peace》(出版于 1960 年)。 Nathan 与 Norden 是爱因斯坦的遗嘱执行人, 与爱因斯坦本人有过密切接触。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 他们提到了这样一个观感, 那就是许多爱因斯坦文稿的英文翻译——包括某些一再重印、 广为流传, 几乎变成文化的译作——都未能忠于德文原稿。 在那些翻译中, 有些译者是爱因斯坦的朋友, 有的译稿甚至是经爱因斯坦本人过目之后才发表的, 其中却仍有不少翻译得相当拙劣。

那些翻译究竟有多拙劣呢? 由于 Nathan 与 Norden 并未举例, 而我又不懂德文, 自然不得而知。 不过后来我翻阅《爱因斯坦全集》(《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第三卷的中译本时, 却发现了一些线索。《爱因斯坦全集》第三卷的译者是 戈革。 此人是国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位玻尔研究专家, 曾翻译过大量的科学史料, 治学及著述态度都比较严谨, 是我较为信赖的少数译者之一[注一]。 戈革在《爱因斯坦全集》第三卷的译后记中对该书的英译本有这样一段评价:

我所负责的这个 “第三卷” 的英译本, 竟译得无比地荒唐而草率, 实为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一本最坏的英文书! 书中名词错乱 (例如将 “动量” 和 “力矩” 搞混, “定律” 和 “定理” 不分, “引力” 和 “重力” 互见), 疏漏百出 (有时一句话只译半句, 甚至整页地漏译),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虽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即《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的美国出版商) 在英文版的出版说明中明确表示英文版并非完整版本 (比如不包括德文版中的编者注释等), 也不能用来取代德文版。 但该说明同时也表示英文版在技术性内容上会力求准确, 戈革指出的那些严重的错译之处显然大大有违这一标准, 并且还都是无法用 “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来合理开脱的低级错误。 除此之外, 戈革在该后记中还提到了国内的著名译本《爱因斯坦文集》的一些错译之处, 比如将某原理 “不再适用” 错译为含义完全相反的 “仍然适用”。

凡此种种, 都是颇为严重的错译, 而出现这些错译的译本, 又都是大名鼎鼎的译本。 其中《爱因斯坦文集》更是三十年来中国最权威的爱因斯坦译本, 地位之高犹在被 Nathan 与 Norden 批评的各爱因斯坦著作英文译本在英美各国的地位之上 (顺便说一下,《爱因斯坦文集》虽有错译之处, 总体质量仍是不错的, 不过另一方面, 从其编译后记可以判断, 该书至少部分内容乃是转译自英文, 从而不免要叠加上英译本的错误)。 这些权威译本尚且存在种种疏漏, 其它不知名的或因评职称等需要而赶制或炮制出来的译本的质量如何, 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本站译作想要自称 “模糊”, 恐难做到名至实归。 事实上, 在考察了若干译作之后, 我越来越有把握地相信, 本站的译作虽也是 “缺点错误在所难免”, 但平均而言, 水平并不在他人的译作之下, 因此将不再使用 “模糊翻译” 这一概念。

最后, 就本站译作的文字风格略作说明。 很多译者在文字风格上有很强的追求, 这种追求的终极境界往往是译文与译者自己的文字在风格上浑然一体, 因为那是译者在文字风格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我个人不太欣赏——甚至有些排斥——那样的翻译, 觉得那是将译者的文字风格强加给了原作。 虽然翻译不可能完全直译, 否则会因语言差异而带来不通顺 (比如鲁迅的 “硬译”), 但我逐渐倾向于将变动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主要目的是减少不通顺, 而不做或少做超越这一目标的其他润色——当然, 缺点是译文比较生硬, 这方面的分寸我尚在摸索, 故译文风格尚未稳定。

注释

  1. 需要指出的是, 即便是戈革的译文也有很大的模糊性。 比如他曾在两本不同译作中将同一句话分别译为 “物理学家中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物永远对自己见解的正确性是那样自信得要命, 并且洋洋自得; 如果不是想向他们猛击一掌, 我是根本不会提起这个问题的” (《尼耳斯 • 玻尔集》第五卷 p.255) 和 “假如不是要碰一碰那些颐指气使的物理学家, 他们是那样地确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性并因此而目空一切, 我就根本不会提起此事” (《尼耳斯 • 玻尔传》p.356)。 另外, 戈革年轻时翻译速度极快, 最高曾达每天一万字,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译作的文字较为粗糙, 他的译作中有些文句不够通顺, 有些错别字则反复出现, 这些都不属于排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