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提到王学泰这本关于“游民”的著作时，特意注明是1999年出版，这里面是含有一点自责的。现在《游民文化》第二次出版，据说又添加了20万字的新资料，可惜网络订书失败了，还没有看到。因此关于此书的评论还是基于1999年那个版本，2007年版本以后看了再做评论。

这个书评采取这种模式，先叙述《游民文化》的观点，再叙述我的评论或不同观点，相同或者相似的就不多加叙说了。当然，观点不同仅仅代表观点不同，并不是做对错判断。

绪论

作者在绪论中主要是归纳了历史上不同时期人们对“流民”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并初步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游民是指失去土地离开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淤积在城市下层，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人群；也指闯荡江湖冲州撞府生活飘忽不定的群体。

沿着这个定义，作者指出大量产生游民阶层的时代是宋代，因为宋代的城市结构和唐代有明显的不同，是开放式而非封闭式，因而在硬件上首先具备了基础；并且宋代商业发达，城市市民消费靡靡，具备了不同阶层寄食条件。

既然有“游民”这个群体，那么他们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形态呢？对此作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艺人是他们这个阶层的思想表达者和传播者，而“说书”“戏曲”“通俗小说”就是这些意识形态的载体，“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则是这些载体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感觉作者确实抓住了这个阶层的特点“游”，游和流意义上接近，可是“流民”这个名词在历史上已经分配给了主要因洪水旱灾等自然因素或时局混乱而“暂时”离开自己土地流浪的农民群体。一旦时局稳定或者灾害过去，这部分群体大都会再返回故里或者就地安置成为农民。并且“游”还有点主动选择的味道，不像“流”有被迫或无奈的意义，更符合《游民文化》一书描绘的群体。

不过我对游民阶层产生于宋代这个提法有点异议。因为按照作者提供的证据，那也只能说“城市游民”在宋代开始发达，代表不了农村；何况即使在唐代，按照那时留下的传奇和史料，已经有了和“游民”概念类似的群体。不过宋代开始“说本”流行，“城市游民”大量滋生也是事实。

（待续）

第二章 中国社会结构特点及其成员的地位

一，先秦时期社会结构

作者先从环境入手，认为中国地理位置处在水灾旱灾频繁发生的地域，因而有在组织起来对抗大自然以求生存的需要（欧美很多人叙述这类问题是都强调这个因素）。

在人类开始时期，最自然的组织模式就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结构，而宗法制度则是其高级形式。在先秦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家国同构。比如西周，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嫡长子继承。而其余嫡子庶子则分封为诸侯。各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而其余嫡子庶子则分封为大夫。诸侯比如鲁国，相对于周天子是小宗，但对于鲁国自身，他则是大宗，而他分封的大夫则是小宗。以此类推成，这就是宗法制度。

作者认为先秦尤其西周，土地是国有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就是周天子可以加封谁为诸侯或者剥夺谁的诸侯资格，同样各诸侯也可以决定大夫的生死。而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开始势微，土地开始私有化，各诸侯国开始兼并，这就是礼崩乐坏。

在西周，人大约分为10等，也就是“天子”“诸侯”“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前四个是贵族，后六个是平民和奴隶（后六个具体怎么分对应什么职业作者没有细说，从字面上看“皂”可能指衙役，“舆”是赶车的马夫，“隶”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奴隶，“仆”可能是家奴）。这种身份是终身的，同时又是世袭的。

农民作为生产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石。受到重视的结局就是不准迁移，以保证国家的经济基础。

作者认为家国同构分封制度之所以比较稳定有以下原因：1，政治上统一；2，土地国有；3，农民安居不迁。

二，汉唐时期社会结构

作者认为汉唐基层组织是“族居”和地主庄园结合时期。此时农民不是以血缘为纽带形成家族而是分成小家庭结构；再以这种小家庭世代居住在一起形成“族居”。这个结构比西周时期的“宗法家族”联系松散。同时，由于兼并这种小家庭结构又比较容易破产而成为豪强的附庸从而形成地主庄园经济。

在另一方面作为政府组织体现基层基本是秦的“邻”“里”“党”三级结构。只是由于地主庄园经济的干扰很难实现。

无论是政府还是地主庄园都为了自己的利益禁止农民迁移。

三，宋代宗法家族制度确立完善

西周的宗法制度主要是贵族的制度，在宋代则下移建立在基层，也就是宗法家族制度。

张载设计的“宗子制”经朱熹完善宗法家族制度，主要内容为：以宗子（族长）为领导；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基层团体。主要形式为建立祠堂，设置公共祭田，修缮家谱，制定家法约束族众。

宋代又完善了科举制，称为士人进入主流社会的唯一途径。

（待续）

从法制史和环境地理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不错。我先时北大的一位朋友也谈到过类似的问题。

不知狼兄认为蒙古族的草原文化是否跟你这里所说的游民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从法制史和环境地理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不错

我想“地理”“环境”“气候”这些因素更多是外在机制，而“政治”（法制可以看作政治下的一个方面）“经济”“文化”等因素是内在机制。作为人类社会自身演变来说，还是内在机制起作用大些。

：：蒙古族的草原文化是否跟你这里所说的游民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蒙古族的历史我知道很少，还不足以用他们的思维以他们的角度看问题。“狼文化”那本书曾经风行一时，但我感觉写的还是有点不到位（至于哪里不到位我也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至于游牧文化和游民文化的差异，我想主要是游牧文化是他们的主流文化，是被尊重和全民族信奉；而游民文化不是汉族的主流文化，是被歧视和压制的。以此为基点，游牧文化多与“彪悍”“勇敢”“大度”相联系，而游民文化多与“残忍”“阴狠”“狭隘”相联系。

不过在“游”上他们又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凡事“积极主动”和“敢于冒险”。王学泰在这部著作里也有论述。我看这本书的一个收获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搞明白了“积极主动”和“敢于冒险”是两个不同范畴。以前我一直认为那是一回事，可以用一个参数来表达。

因为作者定义游民是脱离秩序的民众，因此在第二章就开始梳理古中国合乎秩序的民众特点。这些工作很多人在做（我看到的其中秦晖写的最到位），作者无疑吸收了这方面的一些成果。

我认为以“世袭制”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是其一大特点，但由此就说国家组织方式就是按此放大的家国同构，则是流于表象，因为按照人类发展更自然的是“军事”对国家组织结构的影响。

西周建国并非“禅让”而是通过战争推翻商来实现，其中有大量的功臣，分封到齐的姜太公就是代表。而姜太公治国就是把民众按照军队方式编排，也就是“井田制”。开始人口较少时是“丘”，也就是五户一组。井田制更多是军事单位，那是个全民皆兵的时代，一旦有战事，则其中一户做战士，其余的做供给，因而有民就兵强马壮。以此为基础，则是鼓励“生育”和“限制迁移”，因为一旦民众流失则直接损失兵源导致国家衰落。

战国中齐国历史记录比较祥，看他们分封大夫也不专用自己的儿子，是兼顾功臣的。比如那个其后代“田氏伐齐”的家伙就是郑国的流亡贵族。

因而在先秦还是以“分封制”作为上层特点和“井田制”作为下层特点更恰当一些。

为什么一提起西周大家就会产生家国同构这个想法呢，我想这是孔子的功劳。他的“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太有名了，其实那只是理想，而理想是美丽的。

这样看来，“宗法”这个因素在中国经“先秦”“汉唐”“宋”一直在加强演化就比较合理，要是按照作者意见，那就是先秦很强，汉唐变弱，而宋后则又加强，不符合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模式。

第三章 封建社会脱离宗法与家族秩序的人们

作者首先定义了“脱序”这个概念，即脱离当时主流社会的秩序。“脱序”有主动也有被动，被动脱序可以定义为“流民”。主动脱序在先秦多是“游士”，在汉唐多是“游侠”，在宋后则多是“游民”。

“游士”和“游侠”有什么差别作者没有明说，但我感觉他的意思是“游士”大都是贵族出身，而“游侠”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布衣之侠”，而“游民”则肯定是平民百姓了。

因天灾人祸形成的“流民”是社会主要的动乱原因。

这里我只是有个小疑问，先秦难道就没有“游民”了吗？否则怎么解释孟尝君3000鸡鸣狗盗之徒呢。我想原因出在文化下移这个因素上。先秦时期文化基本还是被贵族垄断，而贵族自然对贵族感兴趣，对平民则是一种蔑视姿态。因而鸡鸣狗盗这些人物只能依附在孟尝君的传记里没有独立地位，其余没有依附的则连记载的兴趣都没有。“游士”在先秦是为诸侯服务，地位也跟着拔高。到了汉唐，文化中心下移，则特立独行平民也会被记载，这就是“游侠”；等到宋，文化进一步下移，就是普通的平民也会被记载“游民”时代也就来临了。

基本上信服作者关于“城市游民”在宋才形成一个完整独立阶层这一论点，不过我想农村也会有“游民”这个阶层并且出现时间会更早，只是历史记录很少无法判断只能猜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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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游民群体的形成

这一章作者写的比较乱，我按照自己的理解给他从新排序。

曹丕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两晋以来士族豪门把持朝政的局面，经过南北朝战乱洗礼已经风雨飘摇，在唐朝开始受到皇权抑制。唐科举让庶族地主有机会突破士族门阀称为统治集团的主流，尽管这些新兴阶层也会几代后形成新的权贵，可是操作手法已经和两晋不同。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唐末和五代，两晋幸存的士族豪门和唐朝新兴权贵在战乱中基本被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以流民出身的军阀。

后梁朱温其母是佣人，后唐李存勖其父李克用绰号“独眼龙”，后晋石敬瑭不知其姓何出，后汉刘知远是个兵痞，后周郭威是个孤儿，吴国杨行密强盗出身，前蜀王建是个赌徒私盐贩子，而集大成者赵匡胤是流浪汉后代，从军后发迹。

五代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社会群体流动易于催生一个新的阶层，而宋代人口激增，经济变迁，城市结构变化为城市游民阶层的形成准备了必要条件。教育的普及让这个阶层拥有了文化，使得游民的活动能够被记录下来。

每一次战乱之后，都会产生很多无主之田，人口也会锐减。而新兴的朝代坐稳江山之后也能吸取前代覆灭的教训，给农民生息的机会。加上国家官僚机构不怎么臃肿，税赋很轻也能供养。这样农民乐于耕种田地繁殖后代。这样人口慢慢增多超过土地开发速度，人均耕地也就越来越少，最后只能保持温饱。宋又不怎么抑制土地兼并，许多农户破产不得不去作“流民”。供养农户减少而官僚机构臃肿使人均赋税加重又加剧了这一过程。流民越来越多不想造反只好涌入城市来寻求生存。

宋代的城市结构已经打破了唐朝的封闭结构，各个住户可以直接面向街道，除了最外面的城墙外没有分割住户为坊的小围墙，也就具备了安置“流民”硬件设施。这些流民不都能成为小商贩，很多成为“苦力”“艺人”“娼妓”“赌徒”“乞丐”“流氓”等游民。

造反的“流民”除了被剿灭的，也有受招安的。强盗头子做官，小强盗则编入军队。宋朝对这批人格外不放心，就把他们放到身边控制，形成了中央“禁军”的一部分，结果是“军队”游民化。

宋朝版印发达，文化教育普及，游民中精英掌握了文化。游民也需要娱乐，层次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喜欢诗歌散文，有此需求，也就产生了“说书”的艺人。听“说书”的人大都是游民，那么受欢迎的“说本”自然是反应游民日常生活思想要求；这些“说本”和游民互相影响，慢慢游民思想意识就独立形成了。

元朝是异族统治，大多士大夫也被赶出了统治集团只能和平民为伍，为了生存也只能“卖文”。有了这些高水准的精英加入，元曲自然昌盛。

作者在此期间还插入了宋明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分析：宋明时期的商业繁盛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宋明时代，城市是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存在而不是商业中心。依附城市存在的商业是为皇权和官僚集团服务的附庸，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欲望独立出来自成体系。这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很不一样，在欧洲统治者大都住在独立的城堡中，城市只是个经济文化中心，有可能产生独立意识而发展出资本主义（现在很多人持有类似的观点，我认同这中说法）。

对于城市结构影响了“游民”产生我很认同。象隋末，也有战乱，也有大的社会变动（说唐系列也是一部游民发迹史），可是由于唐朝城市设计特点，游民这个阶层也就没有宋朝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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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我试试看。

作者在这一章试图说明五代以后中国就是“游民”取天下，我感觉还是表面化了。乱世时期军阀横行是常态，不但在五代。而真正能够创立一代王朝的“游民”也就是刘邦和朱元璋，赵匡胤都不算完全的“游民”，因为他是在“殿前检点”这个职位上搞军事政变取得皇位。不过这个问题要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下才有可能说的清，故先放一放。

第五章 江湖艺人与通俗文艺作品

宋代江湖艺人的演出场所分“打野呵”（农村野地）“勾栏”（类似旧北京天桥）“瓦舍”（能喝酒吃茶的简易饭店）。内容分：1，以“烟粉”“灵怪”“传奇”为主的文故事。2，以“朴刀杆棒”为主的侠盗武故事。3，以“金戈铁马”为主的军事战争故事。4，以朝代兴衰为主的历史故事。

为什么宋代的侠盗不像前代一样以“剑”为武器呢？这是和宋代“抑武扬文”的国策分不开的。宋代不尚武，士大夫也就失去了挂上一把剑装酷的兴致；平民更不敢拿着长枪剑戟招摇过市。“朴刀头”类似现代热带森林那种开辟道路的弯刀，本是生产用具无法禁止，可以挂在腰间；“杆棒”更是最原始的工具。宋代在“杆棒”和“朴刀把”做上沟槽，可以方便组合成“朴刀”。没有好的，这也算是防御杀人的利器。因而“朴刀杆棒”就成为宋代游民的必备工具和代名词了。

宋代城市有很多“小贩”“苦力”“赌徒”“乞丐”“流氓”，更有很多做过强盗的“禁军”，这些群体最喜欢的自然是“朴刀杆棒”这些贴近他们生活的侠盗故事。而故事里面表达的“发迹变泰”则是他们的心态与向往。大约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五代史平话》就是江湖艺人应这种需求而创造出的话本。

五代皇帝多是兵痞流氓出身，最后“发迹变泰”享尽人间荣华富贵，这对说书的和听书的会有多么大的心理震撼和吸引力呀。

看作者简历，这一章内容正好在他专业范围内，资料很是详尽精彩，充分论证了他的观点：“朴刀杆棒”是以“游民”为主要听众，由游民精英江湖艺人创造的“话本”，核心价值观是“发迹变泰”。

第六章 游民情绪与游民意识的载体-《水浒》《三国演义》

经过前几章的准备梳理，在这一章里作者开始描述游民群体的“思想意识”“性格情绪”。正如可以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著作”“道教流派”“佛教经论”来考察统治阶级主流社会的多元思想；可从“正史”“野史”洞察统治者权力运作及社会控制；可从诗歌散文考察社会精英文人士大夫思想性格心理变化一样，作者认为可以从“说话”“戏曲”“通俗小说”尤其《水浒》《三国演义》来认识游民性格特点。

面对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三国演义》怎么可以归于游民小说范畴？作者认为罗贯中一生经历接近游民状态是个游民化的文人，而他写的《三国演义》就故事发展主脉上基本接近宋代江湖艺人创造的《说三分》《三国志平话》，比如从“桃园三结义”开始刘备关羽张飞的“发迹变泰”更多是游民思想而不是三国正史。这些江湖意识即使经过罗贯中加工尤其毛宗岗父子删改也没有完全消除。

至于《水浒》，本就是“强人说给强人听的故事”。它在《大宋宣和遗事》《东都事略》《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基础上，经宋说本加工，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同乐园燕青博鱼》《梁山泊黑李逵负荆》《武松擒方腊》等演化，最后由施耐庵编撰而成。

那么游民的群体性格是什么呢？作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强烈的反社会性。
2，政治与社会斗争中富有主动进击精神。
3，拉帮结派与强烈的帮派意识。
4，传统文化阴暗面体现。如：赤裸裸的残忍野蛮；仇恨妇女；追逐眼前物质利益。

那么游民眼中理想人格又是什么呢？

1，侠客，尤其是义侠（宋江）和豪侠（鲁智深）是他们的楷模。
2，义气，尤其是“仗义疏财，施恩图报”是他们的行事规则。
3，平等，尤其是结义兄弟之间的平等是他们对人际关系的向往。

作者特意解释了一下游民的“反社会”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指的是敢于反抗现存秩序这种情况，我对这点不敢苟同。游民（什么民不是这样？）要的是利益，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因而对现存秩序是妨碍了他的利益才反，要是现存秩序对其有利，那就是利用了。另外，游民并不是不要秩序，他们也会以底层老实巴交的平民为基础建立秩序，只是这个秩序经常和统治者的秩序不兼容而被打击，这样看起来好像他们是在反社会。据说美国赌城的治安比一般城市都好，尽管他们是在黑社会控制之下。

第七章 游民意识与通俗文学的演变

施耐庵和罗贯中毕竟不是游民，只是熟识游民生活又有一定抱负的下层文人，因而《水浒》《三国演义》也就不能等同游民艺人作品，只是其中保存了一些游民意识。由于《水浒》前面版本很少，因而作者用“说唐系列”的发展演变来作为考察游民意识和通俗文学演变的模板。

现存说唐小说有：《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大唐秦王词话》《隋唐演义》《隋史遗文》《大隋志传》《隋唐演义》《残唐五代史演义》《说唐前传》《说唐后转》《说唐三转》《瓦岗寨演义传》《五代残唐演义》《兴唐传》《兴唐后转》《忠义响马传》《薛家将》《薛刚饭堂》《罗同扫北》等。呵呵，我没有看过说唐，作者列的书名有很多也是第一次见到。

作者分类说唐系列的方法是：

1，从体裁可分为编年讲史和英雄传奇。
2，对同样事件文人和江湖艺人在认知和表现上的差异。
3，这类题材的演播本和据此改变的民间戏曲对平民的影响。

由于我对这章内容很不熟悉，因而感兴趣的网友可看原著。

第八章 通俗文艺与游民意识的传播

作者认为，和欧洲戏剧主要是给上层人娱乐不同，戏曲说书在中国由于出身低贱主要是下等人娱乐方式。并且由于平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下层人大都是从戏曲说书中了解中国历史知识。受其影响，就是行事戏剧化，一举一动都像在演戏。

由于说书戏曲的大流行，水浒三国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一有风吹草动，就成为民众造反起事的行动指南（水浒）和军事教科书（三国演义）。《水浒》在明清都有被禁止的记录也就不奇怪了。作者给出从明中叶到民国初期各书刊刻排行也说明这一点。

1，三国演义（62）。2，红楼梦。3，水浒（42）。4，西游记（34）。《说唐》刊刻15次排在16位。

（呵呵，这里《红楼梦》因出书较晚吃亏了，《西游记》排四大名著最后一名可能和我们民族历来受压制想象力逐渐匮乏有关）

这种民众戏曲化在义和团时期暴露无疑，义和团主要受2类戏曲说书影响，一是《封神》《西游》，二是《水浒》《三侠五义》，这种强梁豪杰和神魔鬼怪构成义和团的2大文化背景。

那么这么广泛的信仰基础岂能没有崇拜偶像？作者推出了关羽。

作者认为，在封建宗法共同体里面，控制和保护是共同存在的，普通百姓长期生活在这个封闭体里，个性萎缩，缺乏进取精神。而一旦脱离宗法系统走上江湖独自面对整个世界，则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弱点，呼唤强者保护，因而心神都有偶像崇拜的欲望。

关羽在两晋就开始被神化，而按照作者分析，那时“游民”还没有兴起，怎么能是游民的崇拜对象呢？

作者认为，在宋初，赵匡胤曾贬斥关羽，而后随着宋代的游民喜欢的《三国志平话》说书的流行，关羽地位才又一次拔高。

关羽的“桃园三结义”的结拜；“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神勇；“不忘旧恩”的义气，都是游民可望而不可及的，这就具备了偶像的硬件。

那么遍及中国大地及海外的关帝庙又该如何解释呢？毕竟这些地域本是封建宗法地盘。

作者认为，由于民间信仰的普及，统治者也想借此控制百姓，因而夺去加重了关羽“忠”这个因素为自己服务，因而“关帝”全国开花甚至漂洋过海。

对于作者这个观点我感觉有些道理，不过有点勉强。

(待续）

记得有篇文章曾做过分析：在两晋时期诸葛亮就已经有铁杆粉丝，唐朝给“兵法之祖”姜太公修庙，张良作副。又选了8位谋略家同享，其中三国时期有“荀彧”“郭嘉”“诸葛亮”。不过此时是单纯对诸葛亮智慧谋略敬佩，士大夫主流还是以魏晋为正统，因而并没有连带拔高“刘备”“关羽”。等到南宋偏安一隅，士大夫疼感失落以正统自居，和历史上的蜀汉同病相怜这才抑曹杨刘，连带拔高拔高关羽作为“忠”的典型，暗中寄托希望能够收复国土。后历代统治者都大肆宣扬，培养“忠臣意识”，最后在清朝达到高峰。

作者描述的情形可能只是适合下层发展趋势。

第九章 从游民到帝王-个案分析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明史”兴趣浓烈，因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特征在明朝已经基本具备，何况两朝创始人行事派头也惊人的相似，更给人无穷遐想，作者用朱元璋作例子，也符合游民“发迹变泰”的模式。

为什么朱元璋能够造反成功呢？作者认为是和他的游民身份分不开的，因为朱元璋曾经做过游方和尚游历3年，积累了丰富的游民经验，这才能能够掌握传统的中国政治学精华：

1，针对元朝异族统治，打起儒家“尊王抑夷”民族大旗上应天理，下合民心，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2，接受儒家“仁者无敌”的理论。在朱元璋势力粗具规模后，严肃军纪，不乱杀人，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仁者之师”形象。

3，朱元璋出身贫寒，“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的道理。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注意恢复发展生产，努力实现儒者朱升的“广集粮”告诫。

4，在政治上朱元璋礼贤下士，网络了大批儒生才士。对百姓则贯彻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改变山大王作风，建立可取信于民的政策和法制。

（呵呵，我看此书时这一段最不信服。当然不是说他总结的不对，而是这些做法和游民无关，不能成为作者“从游民到帝王”的证据。）

那么朱元璋的治国之术是什么呢？

1，空前数量的移民以及重建小农经济。
2，重建宗法制度，严禁游民和巩固小农经济。

3，严刑峻法及极端专制主义，其中包括：
A,严厉的律条和残酷的刑法
B,对功臣及文人士大夫镇压。
C,废除丞相，加强专制。

作者认为，朱元璋确立的经济政治制度对明朝政权稳固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如果从“社会”“文化”角度，相对于元朝末年多元化倾向是个倒退。

（待续）

作者在不同章节都隐约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农民起义不是文明发展的推动力，对此我很认同。然而作者在这一章反而比较起来元末和明初谁在“社会”“文化”上更先进，让我感到奇怪。这可能是作者有感而发以今论古，不知不觉中选择了立场的缘故吧。确实，描述历史现象时要跳出来尽量客观，而表达喜恶时又要跳进去立场分明，跳出跳进间犹如轮回极易迷失，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身在何方了。

中国历代政权到了后期，真如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宅，里面枯树盘结杂草丛生，梁歪窗斜朽木生菌。即使有清醒才俊之士也无法重整，只好在大火中毁灭，并美其名曰凤凰涅盘。大火过后在瓦砾废墟中重建宅院，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朝代的上升期，那种情形恐怕有幸无缘看到；可真要有一天到走下坡路时，恐怕也就无法挽回了，否则不是对历代毁灭前悲剧英雄的嘲讽吗，我们并不比他们高明。所以最好还是在这个流氓地痞贪官污吏都有进取心的上升时期着手改变，或许还有一丝希望吧。

第十章 通俗文艺作品和游民组织化过程
第十一章 天地会与通俗文艺
第十二章 游民，游民组织与通俗小说

作者在这3章中主要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通俗小说影响塑造了游民的集体性格并在游民组织化中起到指导作用，作为古代游民最高组织形式“帮会”尤其“天地会”，日常生活中和组织形式里随处可见通俗小说的影子。

我感觉作者在论证这些观点时比较牵强。由于作者用了庞杂的资料来证明其观点，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看后判断。

（待续）

结语

作者在“结语”中再一次回顾梳理了中国古社会特点和构成：古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主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这个宗法网络的一个点，他们在社会稳定时期大都有“安定的生活”“固定的住处”“稳定的收入”，统治者视他们为社会的基础，称为“石民”。一般来说，他们都认同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的表现“儒家思想”。

宗法制度经过了从西周到战国的“家国同构”阶段；汉唐的地主庄园阶段；达到宋清家庭宗法制度这一最高形式。这种宗法共同体以“血缘”“地缘”“职缘”为基础，具有很强的政府功能，对所属成员有控制和保护双重功能。因此，长期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个性萎缩缺乏进取精神。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震荡，一部分人从这宗法网络游离出来。由于宋代城市结构特点和商业繁荣，给游民在城镇生存提供了条件，因而形成城镇游民群体，并逐渐具有了独立意识。宋代教育普产生了游民知识分子成为游民情绪和思想的表达者，因而“游民”和“游民知识分子”共同创造了游民文化。

由于游民脱离宗法共同体角色位置，由角色位置所决定的“自我约束”“文明规范”“社会生活所需纹饰”统统没有必要，因而游民意识往往表现出传统思想意识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面。

具有浓郁游民意识的江湖艺人是通俗文艺的创造者和演播者。

通俗文艺传播极广，即使没有阅读能力的人们也能通过看戏听书接受这些作品。游民在向社会索取财富时，需要联合起来形成组织力量。从简单的结拜到组成秘密帮会，通俗文艺都起到指导和决定性作用。

后记

作者在“结语”的后半部分和“后记”一些篇幅又论及“游民意识”对其余阶层的影响。作者认为：

游民阶层是社会动乱中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在社会变迁中他们是得利最多的阶层，因而其他阶层
不管口头上如何对“游民”“游民处事方式”“游民思想意识”表示“鄙视”“厌恶”“疼很”，在现实中要想成功则自觉不自觉的模仿“游民”，使得游民意识泛滥于“政治界”“军事界”“文化界”“学术界”，甚至成为全社会共识。

我的总结

应该说《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是在“吴思”的《潜规则》《血筹定律》之后，在认识社会上对我启发最大的一本书，帮我理清了很多概念和思路，因而首先在这里对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思是用“经济学”甚至“博弈”的一些方法理论，更多是从微观通过量化分析对象得出结论的话；那么作者就是在宏观上先划分大的模块，在“四民”的基础上，从宗法制度这个角度补上了“游民”这个模块；并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基本理清了“游民”的“产生”“发展”以及“思想意识”和“性格特点”，初步架起这个领域的大框架，对此作者功不可没，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受到更多人的认可与尊重。

不过可能因为作者受传统思想影响更深的缘故，在处理“儒家思想”和“游民意识”对中国人思维影响上，存在忽而夸大前者，忽而夸大后者的现象。仔细体察一下我们的时代，对马列大家是信呢还是不信，就会明白“儒家思想”在历史上大体也是这样一个位置，并不会因为几个优秀士大夫信奉或几个呆板儒者坚持就改变情形的。在这方面，还是吴思看的更深更准，他总结的准则其实也适用汉唐甚至先秦的。

不过吴思在论述中过程中没有过多考虑“道德”和“文化”对“潜规则”的影响，只是纯粹的利害计算，这可能主要受制于现阶段“博弈”理论和方法不完善。在我看来，即使“潜规则”构成了对正式“规则”“法律”的偏离，也是在其影响下的动态平衡，正式规则的作用类似于奥地利的火车时刻表，而文化和意识则是背景因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