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ure of Things

David Suzuki

20世纪初，我的祖父母移民到了加拿大。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感受着陌生的文化，听着并不熟悉的语言。作为移民，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功。成功，自然就是挣大钱。我的父亲在六个兄弟中排行老大，祖父母期望他能成为第一个能成功的孩子。然而，父亲与他的父母不同，他生于斯长于斯，挚爱这片土地。父亲做事努力，不过他喜爱园艺，钓鱼、露营，而这些对于祖父母而言是完全陌生的。父亲不去赚钱，却将时间浪费在那些毫无价值的消遣中，祖父母对他甚感失望。
我儿时的记忆大部分是父亲带我去露营和垂钓。我四岁那年，家里买了第一张帐篷，那是一张三角小帐篷，我非常喜爱。当时的温哥华四周尽是未经人工开凿的自然景色。每逢周末，我们都会驱车到一处最喜爱的地方。父亲背上包，总是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我们从温哥华出发到林间露营。有时，我们走到河边，父亲向朋友借来一匹马，我们就骑着马奔向上游。到了我们选定的第一个垂钓点，便把马放了，让它自己回家。我们则搭起帐篷，开始周末垂钓，并时钓时行，向下游走去。
从周一至周五，每天工作结束后，我们同样会去钓鱼。一天晚上，我们正绕着卢思湖徒步旅行，四下漆黑一片。突然发现有几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正盯着我们，悄无声息的打量着我们。幸亏父亲曾教导过我要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而不要害怕自然，所以对我而言，遇到一只熊真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这不会令我惶恐不安。童年那些露营，钓鱼的经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它们是我童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我自己的孩子刚出生后不久，我就带着他们露营。
在我六岁以前，我们一直住在温哥华。对我而言，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我们住的小木屋就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我们仿佛活在一座巨大的公园里：瓦尔哈拉(VamaUa)现今真的成了一座省级公园。斯洛肯山谷坐落在塞尔科克山脉巍峨雄伟的群山之间，那真是一处奇异的景观。群山是无数动物——包括鹿、山狗还有熊——的家园。湖泊中，河流里充盈着各种各样的鱼类。
由于缺少老师，我曾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上学。于是，我可以自由地利用这段时间探索周围奇异的事物。我在大自然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远比在学校里学到的要多。我与姐妹们在山坡上漫步，采集各种花卉和异石，还发现厂各种各样有趣的动物。对我来说，战争岁月是一段与野生动物为伴，享受旷野的美好时光。

(续上)

父母在一家农场干活，我会在每年夏季帮助他们。父亲一年赚不到一千加元(当然，自那时起，通货膨胀就已造成物价上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总能衣食无忧，所以也不觉得很糟糕。今天的孩子们会认为我们当时的生活方式与原始人无异。然而，对我们而言，那却是一种精神充实的，而非仅只填饱肚子的生活方式。
夏季，母亲将各种水果和蔬菜装进罐中保存，以备在冬季食用。我们到处寻找食物，在果园中捡蘑菇，在土里挖有营养的植物根茎，挖可食用的野菜。工作结束后，父亲带我骑自行车外出捕鱼。我们站在沟渠，小溪和池塘里，用父亲为我织的一张小网捕鱼，为晚饭添一道菜。如果抓到有趣的动物，就养起来。我搜寻来的玻璃罐装满了太阳鱼、鲶鱼和乌龟，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带回家，放进我的那些神奇的玻璃缸之中。
父母还为我做丁一张扑蝴蝶用的网。父亲把铁丝弯成一个圆环，再给它安上一个木头把儿，母亲用蚊帐布缝一个网兜，再把兜口缝在铁环上，扑蝶网就这样做好了。从此，我开始收集昆虫，不久那就成为我酷爱的一项活动。我想让我的孩子们分享收集昆虫的乐趣，但他们不想杀死那些昆虫。我的女儿们对环境有着一种不同于我的敏感。
我们在加拿大最南端的城镇住了四年，那里是海因兹(Heinz)番茄酱的产地。对我来说，渔产丰富的利明顿是一个好去处，从伊利湖出发骑车15分钟便可到达。鱼是我们的主食，所以我总是骑车去那儿，带着一串串穿满黄鲈鱼(perh)、鲶鱼的鱼肉串回家，供晚饭时食用。而今，诸多污染物注入五大湖，那里的鱼类已是有毒的了。回想当时，伊利湖物产丰富，当蜉蝣孵化出来离开水后，它们三厘米长的小躯体堆积在沙滩上，达四英尺高。那是我见过的最令人称奇的生物现象。10年间，各类杀虫剂和洗涤剂对伊利湖水进行了“消毒”，整个孵化过程已不复存在，伊利湖被称为“死”湖。
后来，我们搬到安大略省一座名为伦敦的小镇。我曾骑车去祖父母的农场，时常会在一片沼泽前驻足，寻找青蛙、爬虫、臭蚰和狐狸。在祖父母住处的附近有一条小溪，还有一片森林，我会在那里玩上好几个小时。我还会到贯穿小镇的主河道——泰晤土河岸边玩上好长时间。我熟悉每一个池塘，在哪个池塘能捕捉到哪种鱼，比如银鲈鱼、梭子鱼会在春天产卵。有的动物也和我一起捕鱼。我记得曾看到一只浣熊拖着一只小龙虾，把它洗过后才进食。
今天，如果我说：“我们去泰晤士河捕鱼吧”，父母总会在想到让自己的孩子涉足水中感到惶恐，因为现在泰晤士河已成为一条有毒的下水道。水中很难再有鱼类生存，即便你抓到一条鱼也不能食用。那条我曾站在水中捞蛤捕鱼的小溪而今流淌在地下管道里。祖父母曾经居住过的农场上矗立着一幢宏伟的层建筑。我经常花很多时间在那里玩耍的沼泽地已被填平，现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
将我的童年与今天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孩子们的童年相比，差异之大令我震惊。他们没有可以用于嬉戏玩耍的森林、河流、沼泽。于是，他们常去的地方就是矗立在地面上的购物中心和电子游戏厅之类的地方。孩子们成长在一片缺少生物的荒漠即一座水泥迷宫之中，这里多的是道路、高楼、机器和入，少的是动物和植物。在我们的人造环境中，只要是不想要的东西就将被毁掉。例如，各类昆虫被当作入侵者而遭到灭杀。在城市中，我们教育孩子们说大自然是敌人，它肮脏龌龌，令人生厌，危险丛生。于是，孩子们经常一看到野生动物就会望而生畏，裹足不前，而不是感到好奇和有趣。城市居民远离大自然，他们忘却了自己依然是生物。

从城里来看望我们的几位朋友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他们告诉我们说喜欢城市，在把他们带到岛上的小屋时，发现他们只有呆在人造环境中才会感到舒适。不仅是孩子，就连成人都害怕走到外边。因此，他们就一直待在屋里。孩子们甚至怕狗。来到外边后，他们觉得很不舒服，乃至手足无措。
他们不习惯看到有生命的东西，拒绝接受像在岩石上打滚、看螃蟹，捡拾蛤蜊、捕鱼这类简单的活动。直到我为孩子们制作名为“关注自然”的电视系列节目后，我才相信这种观念原来是如此普遍。有一期节目是有关农场的。我带着两名来自多伦多的10岁的孩子来到农场。我们在那里呆了两天，过得非常愉快：在鸡群中捡鸡蛋、挤牛奶、骑马、与动物们一起玩耍。
这种无知不仅限于孩子。一位在加拿大广播公司做制片人的朋友带一位女士来到乡下一家“自采”蔬菜的农场。过去，她从未到过农场，竟会为蔬菜长在泥土中感到困惑。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竟不知道蔬菜长在地里。许多人都像她一样，并没有认识到食物具有生物性，因为食物似乎很像是人工合成的。人们将以获利为目的的食品加工成不包含生命的状态。我们将所有有活力的成分毁掉，只食用剩余部分。
在东京，那位老师与班里的学生做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她要求学生写下为自身营养所需的各种无生命物质。孩子们提到各种各样的物质，比如鲜蘑豆腐汤，但实际上你吃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生命的。于是孩子们明白厂自己吃的食物都是有生命的植物或动物，它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构成人体的组成部分。那真是意义深远的一堂课。
自然界滋养着我们，但我们却想斩断与生命的联系，这是大多数成年人未曾认识到的事实。生活在人造的环境中令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生物本性。我们以为我们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独立于自然界，但我们依然像其他生物一样离不开空气、水和土壤。为我们净化空气，调节水循环或是提供食物的不是技术，而是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物质通过生物作用得以无限循环。正是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才使得它适合人类居住。
环境越趋向城市化，我们就越不知道地球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在多伦多，如果你问一些人：“你们吃的食物长在哪里?”，“你们用的水从哪里来的?”或是“冲洗马桶的水又到哪里去了?”他们一概不知。倘若你告诉他们冲完马桶的水注入了安大略湖，与饮用水的吸人管相距仅500米，他们会惊讶得瞠目结舌。
我们一直误以为科技控制着周围的世界，所以我们也控制着世界。我们距离大自然越远，就越多地依赖于科技，就越无力抵抗科技的失败。高科技繁重乏味的工作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已被弄得精疲力竭，我们可能会成为所依赖的科技怪兽的受害者。
我们试图逃避现实，于是就生活在一个越发虚幻的世界中。感知真实世界的能力正远离我们而去。由于对自身的生物本性茫然无知，导致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以及其他生物的身体结构。尽管与动物在一起会令我们更具人性，但我们却排斥自身的动物性。现如今时兴豢养宠物，这表明我们与动物有着天然的联系。孩子们一出生就对动物感兴趣。我制作的电视系列节目“万物的本性”在观众中引起最大反响的是有关自然史的报道，特别是有关动物的节目。
我家住在安大略时，父亲借了一辆汽车，我们便可以去底特律动物园。底特律动物园是最棒的动物园之一。对我来说，那是一次奇异的经历。对那里种类之多、数目之大的生物，我感到震撼。事实上，看到像犀牛和鸭嘴兽这样的动物简直令我难以置信。我渴望看到动物在天然栖息地自由自在地生活，因此，我一生都梦想去塞伦盖蒂平原，去澳大利亚，去亚马孙。从根本上说，是底特律动物园引发了我的那些梦想，激发了我对学习动物学的兴趣。
长大以后，我确实游览过那些地方。在我有生之年，发生的物境变迁确实令人痛心。我还是个孩子时，亚马孙是一处外人罕至的孤地。1988年我到那里时，外人已踏遍整个平原。自1900年起，平均每一年都有一个部落惨遭灭绝。1985年我来到塞伦盖蒂，在整个塞伦盖蒂平原上生活的黑犀牛，比在辛辛那提动物园中豢养的黑犀牛还少。当我如愿以偿到达澳大利亚后，我看到除一些鸭嘴兽外，其他的动物全都生活在围栏之中。
我们可能不会为数以百万计的动物的灭亡：担忧，但无论如何，它们会影响我们。这些动物不仅与我们共享家园，它们还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基因信息有99％与我们的近亲类人猿的基因信息一致。基因学家渐惭地认识到：一切生命形态都是从相同的原始细胞进化而来的，这就意味着，一切生物都是同一个母细胞的后代，与我们都有亲缘关系。
这个星球原本是极大富足的。但在我的这一生中，许多地方都几乎难以维系生命存在了。几年前，我的女儿当时九岁，我带她到多伦多动物园去玩，以为她会有像我孩子时那样的反应。然而到了那里以后，她问我的第一件事是：“爸爸，这些动物大部分还都活着吗?”在每一个展馆她都担心这些动物已经稀少或濒临灭绝。在我的童年，每一次去动物园都是观察自然界中蕴涵何种潜力的机会，而对今天的孩子们来说，动物园只是提醒他们动物正在逐渐消失，或许这些动物仅存于这个动物园，这真是一场悲剧。

父亲告诉我，我现在住的地方在我小的时候是一片森林。他在那里垂钓时，捉到过从海洋洄游至内陆江河产卵的美洲鲑(sea-run cutthroat)和鲟鱼。今天，我们不能想像这两种鱼会在温哥华附近游弋。我和女儿过去常到温哥华周围钓鱼，捕小的比目鱼食用。几年前，我们抓到一条比目鱼，发现它的鳍上有小肿块。我以为那是寄生虫，便把它切开。本想会看到一条蠕虫，但那却是个肿瘤。于是，我们不再到那里钓鱼了。
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我们忽视了那些就如何对抗这种改变提出建议的人，如妇女、儿童，长者和上著人。在这个世界上我遇到过许多土著人，从他们那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真诚对待长者，尊重他们，倾听他们所说的话。
我曾无数次穿越加拿大，每次都会找长辈们谈天。在沿海各省，我请教渔夫：”在您们还是小孩子时，捕鱼是什么样子呢?”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探访伐木工人：“多年以前，森林是什么样子呢?”在大草原上我请教农民：“那时的庄稼是什么样呢?”我向他们询问：“那时，您们的邻居和社区是什么样子，您们彼此间是如何关照对方的呢?”
长辈们告诉我们，整个加拿大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它被我们彻底地改变了。在北美我们总是说：“这里的出产源源不断。”但现在再也不能这样说了，而且如果我们继续采取同样的方式，什么东西也都不会多了。
我们将要用尽属于所有世代的东西。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这样的丰厚的财富，便有一种神圣的义务将其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留给后人。看看我们的长辈们一生中所发生的变化吧!想想在将来这种变化的速度! “我们将给孩子们留下些什么?”父母总是努力确保其后代的安全，但是想到将来，我们为他们感到恐惧。我从事这项事业的原因之一，就是我能够直视孩子们的眼睛，对他们说：•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倘若我们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那么我们可能会更有信心地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的。
今天，我听到的最令人害怕的词语是“某处曾经有过某物”。我听到年龄越来越小的人说；“这里曾有一条小溪，那边曾经是一片森林，那周围原来有鸟类和动物•。但我们好像是不知不觉地就把这一切都放弃了，而且不在意。我们一生之中都消极地观望这一切，似乎我们可以将这些事物抹去而不会留下任何后果。我想你不能接着说这个星球“曾经有过某物”否则，最后我们会说“这里曾经有过人类”。
我们每年有一次隆重的全家聚会。每年夏天，去奥卡纳根河谷去采摘结在树上的熟透的甘甜美味的水果。因为年年都去，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年发生的令人吃惊的变化。飞速发展导致高速建设，以至家庭供水不足。一处处果园被掩埋在一座座购物商厦的下面，摧毁了加拿大最肥沃的水果产地。加拿大国内一处最美丽的盛产水果的地方之一，现在已是一处水泥废墟，此种场景随处可见。
你去哪里都一样，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令人厌烦的千第一律。为制作电视节目，我到过许多地方。下飞机后，我在内罗毕与在北京或是东京看到的都一样。你不妨待在家里。在全球单元文化发展，即以经济全球化为主导的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人类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在大大缩减。
现在，我们愈发沉湎于人类的创作——计算机、建筑物、交通工具——而不能自拔。就在我们崇拜人类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时，我们已经丧失了自然界给予的启迪。真正的灵感，真正的奇迹，真正的多样性，真正的生命，都归于自然。没有这些，我们就会试图改建这个星球，结果则是永远失去它。
倘若你去一个已经被我们改造过的地方，比如纽约，看看人们是如何生存的，就会发现他们不仅呼吸污秽的烟雾，还生活在被恐惧所笼罩的云翳之中。甚至在自家的公寓中也无法逃脱；他们的门上安有多重锁，还有各式报警器和安全措施：此外，楼下有保安人员。人们在与周围环境成一种敌对的状态下生活着，而那样是无法生活的。
我们能不能建成一个这样的社区——在我们生活、工作、娱乐的地方人们彼此熟识。在这样的社区，倘若你身处困境，只需给邻居打个电话，告诉他说：“能帮我一个忙吗?”可是，我们显然已经失去社区感、地域感和归屑感。所以，我们需要重建各种共同的价值观。不幸的是，事情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现在各级政府、各家公司在做的每一件事都集中在推动市场全球化亡，比如自由贸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关贸总协定，这最终破坏了区域性社区。如果这里的市民不放弃社会福利，不牺牲医疗保障和养老金，不削减社会治安开支，那么，各家公司就将搬到墨西哥或其他一些“不发达”国家去，在那里它们不必支付这些费用。从加拿大到美国，你可以看到区域性社区正遭受跨国公司的践踏。

社区能成为与公司化相抗衡的力量。为顶住公司带来的压力，社区需要独立，需要自立。为避免全球经济为短期利益进行的盘剥，社区必须从长远目标出发，看骨好自己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社区以地域为基础，是最能适应和保护周围环境的社会部门。
将来，社区可能成为生存单元。这种挑战促使我创立了一项私人基金，用以建立以普通群众的支持为基础的可持续社区。我们正努力为他们提供一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远景，以此赢得他们的支持。一个可持续社区存在于全球性的生产力之中，同时保护基本的生活资源：空气，水、土壤以及生物多样性。相信只有在人们明白自身正受到全球环境崩溃的威胁时，才会自下至上地进行社会的改造(显然，自上至下的改变绝不会发生)。我们建立的基金正是致力于这种转型过程。
在创建可持续社区的过程中，生物区是核心。在我们的集体之中，有一名生物区专家阿伯利。如果你看一幅国家或地区的行政区划图，就会发现这些地图上尽是直线，忽略了地形特征。而生物区是沿着山顶至谷底的天然边界形成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共有20个生物区，都是沿着主要分水岭划分的。在整个北美洲，各生物区与各原住民部落的生存地域几乎完全吻合。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原住民都是按生物区居住的。
与之相反，我们的生态“足迹”远远超出地域边界。在近乎疯狂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不会从几英里以外的农场中获取食物，而要跨过大陆，越过海洋去购买。我们在使用像石油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从遥远的地方运来食物。温德尔•贝里(Wend Berry)告诉我说，在北美，食物从原产地途经平均两千英里的路程才到达食用的地方。食物终年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着，好像这个星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市场。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然的节律，似乎季节不会再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建立的基金就是要鼓励人们购买当地产的季节性食物，因为产自我们生活之地的食物对人体最有益处。我们应该意识到自然的节律，我们属于这个地球，通过消耗的食物与地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写过一本关于原住民的书，书名为《长者的智慧》(Wisdom of the Elders)。为写此书，我曾到过安大略省内的“六部族”(Six Nations)保护区游历。长者们把我迎进长屋(longhouse)之后对我说：“今天可是个节日。我们正在庆祝树液第一天流遍全树，我们正在收集树液做槭糖。一年之中大概有30天是用于庆祝诸如第一次降雪，最后一天冰霜，第一次出现花蕾以及风的来临这样的节日。’土著人在一年当中都在为那些令他们保持生机的事物庆贺，对与生命紧密相连之感顶礼膜拜。我们是不会那样做的。但我们应该像我们的祖先们那样，创设一些用于庆祝与大自然关联的节日，以此慰藉我们的灵魂。
土著人已在他们的居住地上生活了数千年之久。在他们的文化之中，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都是神圣的，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是他们的本性。土著人为保护土地而斗争，他们在保护对自身有重大意义的事物。但我们脱口而出的却是：“这里有一百万元钱，把你们的土地卖给我们”。我们过于强调物质，过于强调经济。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基本的精神价值对于我们才是重要的。
每当我这样说时，人们看着我就好像看着一个怪异之人。“你在说什么呢?你是个宗教狂热分子吗?”不过，等我给他们讲述了我家的故事，他们还是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妻子在研究生院读书时，我买了房子。然而，就在我找到这栋房子时，她不在我身边。我有些担心，害怕无力负担。不过，我最终还是把它买了下来。

现在，我们在那里住了已有二十多年。在此期间，我们将房子做了许多改变。我岳父住在楼上，他开辟了一处花园。这是一处黄金地段，与水毗邻。我们常收到房地产代销商寄来的信，信上说：“对外国投机商来说，这是一处炙手可热的地段。所以，卖掉你们的房子吧!”终于，我快要被逼疯了，就对这所房子进行了个人价值评估。首先，这房子中处处都有我妻子的影子。无论她是在研究生院读书，还是在哈佛大学教了五年书，在房间的任何角落我都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尽管没有人能看得到，但是我却能体会到。
我父亲是一位制作家具的木工。我第一次结婚时，他为我们住的公寓做了一个橱柜。买下这栋房子后，我拆掉了原来的橱柜，将父亲做的橱柜放在了那里。虽然这个橱柜与周围的环境很不协调，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但我每次打开橱柜的门都会想起父亲。我最要好的朋友从多伦多赶来为我搭篱笆，他还给大门刻了一个把手。每次我打开门，他也好像站在那里。
我喜欢芦笋和悬钩子，岳父便将它们种在他心爱的花园旁边。每次品尝它们时，我都能见到他在花园中悉心照料花草的样子。我在山茱萸林中搭了一座木屋，总喜欢看着孩子们在里边玩耍，惭渐长大。我家的那只狗死后就埋在木屋底下它最喜欢挖的洞中，家中的其他宠物死后也都埋葬于此。在篱笆的背面爬着铁线莲，母亲去世后，我将她的骨灰撒在这里。姐姐的女儿盾尼斯去世后，我又将她的部分骨灰撤在这里。每当看到美丽的紫色铁线莲花绽放，失去她们的心痛就会减轻许多，因为我感觉到她们依然在那里。
家人和朋友的存在是可感知的，他们与一生之中的种种经历与回忆交织在一起。我将这些一一列在一张单子上之后，我认识到因为这些事物的存在，这个地方不仅是一处房产，这里就是我的家。对我来说，它们是无价之宝，但是在市场中，它们却是一文不名。
每个人都有于己意义重大的回忆和经历。每个人都保留着寄予情感的事物：已故父母曾寄来的一封家书，或是一封旧爱的来信。在我的孩子刚一出生时，我就为他们每人制作了一本相册，在里面再加上像在医院中用过的证明身份的小手镯，婴儿洗澡时玩的小玩具，以及他们长大第一次尝试的艺术创作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拥有一套孩子们成长的记录。我常想万一房子失火，我冲进房中要救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些相册。不过，从经济上讲，它们毫无价值。许多东西千金难买。然而，在经济体制中，它们遭受贬值致使我们无法辨认。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它们。

自1970年起，美国的入均消费已增加近50％。此间，参照联合国颁布的生活质量指数，美国已下降50％多。美国人相信这样一种想法：对东西的占有会令他们感到快乐，但是，看看那些指数吧。我们越发不快乐，却依然疯狂地购物，因为我们以为那样做会让我们快乐起来。对于消费的上瘾就像对毒品上瘾一样，不得不去满足这种需求。我们总是需要一次再一次注射，因为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满足。我们体内有一个无法填满的空洞，我们总想用东西将它填满，但并不奏效。我们只是不停地努力填满它，这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精神需求。
经济学家们打算赋予每个事物以确定的经济价值来操控这个星球。一名获得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Bank of SwedenPrizein Economic Sciences，所谓的诺贝尔奖)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声称，他能为世界上每一事物估价。倘若你结婚，婚姻中有经济价值。倘若你离婚，又有经济后果(一位经济学家在办理离婚时，他的妻子提出要求：如果丈夫赢得诺贝尔奖，她将索要一半的奖金。他获了奖，而她得了钱。)他给每个事物定了一个系数。人与人之间并没有精神关联，人与地方之间也没有精神关联，一切都只能在经济范畴中相互关联。我想只要我们以此为行动基础，这个星球的灭亡将是一种必然。

我初次接触经济学就明显地感到它的完全非现实性。在阿默斯特上大学时，我去上第一堂经济学课，但马上就离开了课堂。教授开始陈述道：“关爱，分享与合作是感性行为，是非理性行为。只有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才是理性的。这就是现代经济学赖以建立的基石。’就个人而言，我无法接受任何建立在那种假设基础上的体制：认为自私自利是世界的运转模式，以此来构建我们的社会。如果那种体制是正确的，我们就不会存在，万事万物也不会存在。
就在我准备离开课堂时，教授开始勾画图表来说明此种体制。我质问他：‘在这张图表中，维持我们这个星球适于居住的空气、水、土壤及生物在哪里呢?”他回答道：“那些事物是外在因素，并不是经济学方程式中的组成部分”。听到这里，我走出了课堂，因为课堂上根本没有我要学的东西。你能将图表画成任何希望的形式，因为它不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经济学家们将使得这个星球可以为人类居住并维持万物生存的事物“外在化”。
经济学家们认为所有的天然资产亳无价值可言。生长在苍翠茂密的森林中的每一棵树都具有种种天然功用，包括将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气，保存大量水分并通过蒸发将水分缓‘匣地释放出来，防范土壤遭受侵蚀，为生存空间提供难以胜数的有机物。所有这一切都是每一棵树的功劳。然而，林务员们声称，直到你将这棵树砍倒，它才有价值。这是经济思想在作怪，天然资产则完全被贬值。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我们拥有这个星球上最茂密的森林。投资者说这些林木每年以1％或3％的速度增加纤维质料，这就意味着它们在生长。倘若你砍伐的林木数量不超过2％，你就会永远拥有森林。可问题是，这样做没有任何经济意义。倘若你砍伐完森林，将利润投入其他领域，你可能会赚更多的钱。如果森林消失了，你投资渔业。如果鱼类消失了，你可将钱投在存留下来的任何资源。
对生命有多么必要并不重要，你破坏多少也不要紧，因为一切的一切都与金钱有关。经济学家们确信，货币不以任何现实事物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践踏这个星球。经济从根本上将我们与维系生命并赐予生活质量的事物割裂开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相信衡量进步的尺度是赚了多少钱以及经济增长速度有多快。我们制作的电视节目《一颗为索取而存在的行星》（A planet for the Taking）展示出了这种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
经济学没有任何理性可言。经济学不是科学。市场从来不曾是理性的，市场正变得愈发不理性。曾有一段时间，货币代表一些从地球上获取的实物。金钱代表着一种真正的交易。既然金钱只表示其自身，我们想要多少就可以印制多少，因为它与任何事物都没有关系。
在能买卖金钱，同时用金钱操纵这一切时，你就达到一种荒唐的状态。在世界上，每一天都有超过一万亿美元在货币投机买卖中流通。这个上升的螺旋体已失去控制。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因为它比各国政府更有权力。法国法郎下跌时，法国政府购进数十亿法郎，然而法郎仍持续下跌，因为投机商们比政府更强硬。近来我们先是看到墨西哥的比索，美国的美元，继而是在亚洲金融市场上同样的情况屡有发生，真是太可怕了。
我们创建的所谓经济健康标准——经济指数，例如国民生产总值（GNP）进一步将这种虚假建构（construct）引入岐途。各国政府将用尽浑身解数试图保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只会增加，绝不会减少。如果你污染了水资源，下游的人们喝到水后就会生病，由于他们需要医院、医生和律师，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增长。1992年，因为处理埃克森瓦尔迪兹的石油泄漏（Exxon Valdez oil spill）花了一大笔钱，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0亿美元。按照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所有的事物都应受到污染，所有人都应生病。这是一种什么指数呢？国民生产总值逐步增长，生活质量却持续下降。
经济结构中具有真正破坏性的一方面是经济要求稳步增长。增长是绝对必要的。你的经营一旦到达平稳期，你就完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经济增长等同于进步。任何人都不想阻止进步。因此，如果增长就是进步，谁都不会满足。我们总是需要拥有更多。经济引发的破坏性冲击是巨大的，它的胃口无法填饱。这个怪物正忙着吞噬整个世界。正如保罗•厄里奇（Paul Ehrlich）指出的：在这个星球上仅有两种体制渴望无限地增长，那就是癌细胞和经济学家。在这两种情况下，永无休止的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死亡。

我们对此完全否认，以至我们根本无视一切有关所处境况的警告。关注环境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包括世界上1000多名科学专家，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上签署并颁发一份文件，对人类提出紧急警告。该文件称：我们正走在一条毁灭之路上，必须立即改变达一现状，否则，十年之内，我们将再也无力做出任何改变。这是来自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家们发出的恳切忠告。
然而，各主流报刊和电视台都不屑于报道此事。《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没有报道，理由是此事不具备新闻性。两年后，1994年，世界上多个科学团体代表各国最重要的科学家同时向将近60个国家颁发一份文件，为联合国人口会议确定了召开日期。特别是，该文件重申关注环境科学家联盟关注的问题，但再次遭到漠视。
科学家们，即我们社会高度信赖的专家们声称：我们正面临一种极其严重的危机，但可以改变此种危机的机会十分有限。我们依赖科学技术创造出的产品，但又不愿对科学家们提出的警告作认真的考虑。
人们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抵触情绪在某些方面可以理解，因为没有人喜欢坏消息。如果能够有不必面对坏消息的办法，我们都会去用。于是，我们责备送来消息的人，不相信那些正视问题的科学家和环境学家。我从个人的经历中了解到这一点。曾有陌生人对我说：“你究竟是谁？”“你想要什么？”他们内心充满恐惧，不清楚前方有什么，而且他们也不想知道。
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一直是，要努力让人们相信一种会影响所有人的现实危机确实存在。对它忽视愈久，就会每况愈下，我们也就更难改变它。人类还从未面临维持我们生存的系统会崩溃的事实。这个星球就是一颗等待爆炸的定时炸弹，所剩的时间已屈指可数。
在如此短暂的时刻要获得对人类生存状况的认识实属不易。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觉得科学活动正在加剧人们认识现状的困难。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科学后果的可解释性，其间又交叉着科学活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财务关系，科学活动依赖军界的支持以及受到政权的控制。

科学的方法论本身同样存在诸多问题。科学家们渴望“客观地”看待自然界，并试图消除任何形式的情感依附，因为那样会影响他们看待事物及解释结果的方法。然而，一旦你客观化，将自身与事物分离，你就会消除情感价值因素并对此不再予以关注，也就不会明白为什么情感依附真的会起作用。
更进一步地说，科学家们以这样一种假设为操作基准：如果集中在一处细小的部分，最终你将明白整体。当然在我从事的基因领域中也采用这种假设。基因学家们只操控一个单一的基因，根本不考虑这个基因对于整个有机体及其周围环境有何作用。他们大胆地认为，倘若能知道基因图谱中的三百万条信息，他们将会明白一切有关基因对人类形成的意义。但是，除我们之外，其他人是不会相信人类只是由一些基因构成的。
科学研究采用的方法是将自然分开。科学家们将一个物体从自然环境中抽取出来，将其孤立地放在实验室中，控制其周围的各种条件以便观察。这在时间、空间上与其他事物毫不相关。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可以用于任何地点、任何时间的普适原理，因而这样的原理是可预言的。但是，将一个部分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就会失去它所处的历史情境和生态环境。
在实验室的人为条件之外，所有事物之间都发生着协同相互作用（interacts synergistically},各个复杂系统之间的天然相互作用会引起新现象的产生，而这不是从各部分的现有特性所能预言的。我们可能从一只很小的树鼠（tree shrew）演化而来，但这的确是不可预知的。新出现的特性是从整体内的协同作用演化而成的。这种演化过程创造出地球上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
科学家研究的不是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是将整体分成互不相干，相互隔离的片段。科学研究聚焦被置于局部，缺乏一种整体的系统观。但实际上,万事万物彼此相连。

我在电视台的新闻部看到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报道，该报道恰好说明了事物之间的是相互作用的。瑞典科学家们宣布在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几分钟后，辐射就开始降落到瑞典。几小时后，加拿大的科学家们在北极上空检测到辐射。几天后，整个世界都被此种辐射包围着。这充分说明空气并不滞留在各国领土之内，不存在俄罗斯的空气，瑞典的空气，也不存在北美的空气。空气是一中流动极快的系统，所以，我们认为，将物质排入大气之中，然后它会随风飘散直至消失不见，乃是无稽之谈。
最近，我在班夫拍摄，拿起一份报纸看到这样一个标题“贾斯珀的渔夫警告不要吃鱼”。从俄罗斯刮来的杀虫剂污染了生活在落基山地区的鱼类。我看到烟雾笼罩着洛杉机时会说：“很高兴我没有生活在洛杉矶”。但我们忘记了洛杉矶的空气会流动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肺中。
万事万物都是同一整体的一部分。同样地，它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孑然一身，而是与万物紧密相连的。在认识到自己是世界上所有生命的一，那种感觉会很惬意，因为这意味着你与其他所有生物都有亲缘亲系。洛夫洛克提出了“盖娅”说，我们知道那是正确的。有些事物比我们大得多，而我们只是它们的一部分，这是合乎情理的。我们的灵性源自认识到存在着令我们难以理解、比我们身身更强大的事物。我们的生命正是在生命的无限创造过程中得以展现的。

(文章完,选自Heather Newbold所编的<Life Stories>,有中译本<生命的故事>)

由于论坛缺少关于大自然的文章,俺来补上:),这篇文章表面上是作者本人的故事,但实际上是他对自然与世界的思索.

有老师告诉我,有些小孩子写不出文章啊,他们从小生活在城市里,蜻蜓,小鱼,溪流,土地等都很少见到.

近代西方提倡生态保育的始祖当属李奥波（Aldo Leopold，1887－1948），他的经典之作《砂地郡历志》（A Sand　County Almanac）。李奥波对环境保育的最大贡献在於其对大自然的观察、研究和热爱，构思出的有异於传统西方思想的大自然哲理，而《砂地郡历志》中的大地伦理篇正是表达其思想的佳作。
　　
　　李奥波将伦理关系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种伦理含盖个人与个人间的关系。
　　第二种伦理有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民主主义则使社会组织和个人产生互动。
　　第三种伦理是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以前没有关於人与土地关系，或对动物和在大地上生长的植物的伦理。对人类而言，大地上的其他动植物只是财产，人与土地的关系仍然是纯经济的，人对大地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因此，现代人必须建立新的大地伦理观。

　　李奥波诠释伦理关系时，用了一个很关键的字，即“社区”，他认为每个人都身处一个社会环境中，成为该社区相互依存的一部份。以前的伦理范围只限於“人类社区”（humman community），也就是说只重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环境伦理”把它扩展到包含无情世界的草木、山水、动物等的“生物社区”（biotic community），所以他说:“一切伦理演变到现在都基於一个大前题个人是某个社区相互依存的一个成员，他的本能促使他争取在此社区中的地位，但他的道德也促使他去合作。而大地伦理（land ethics）则是扩大此社区的领域，以包括土壤、水、植物、动物，即通称为大地。”
　　大地伦理的观念改变传统西方文明中人类的角色，即人类从大地的征服者、操纵者一变而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也宣示人类应对其他共同生存的一切有情和无情界成员给予应有的尊重，所以李奥波说将大地视为“生物社区”中最重要的一份子，是生态学的基本观念，而“认为大地是应该受到爱惜和尊重，则是道德观念的扩大”。在李奥波的“大地伦理”中，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天地万物合成一大社区。
　　李奥波这种“机体性的伦理整体主义（Organical ethicalholism）思想，乃是受到俄国哲学家奥斯潘基（Ouspensky,1878－1947）的影响。奥氏於1912年出版其作品Tertium Organum，文中奥氏说道：
　　“大自然没有任何东西是死的或机械性生命和感觉必定存在於万物中。山川、树林、溪中小鱼、滴水、草木、火等皆各自有心”
　　大概是受到奥氏所说“山的心”（the mind of a mountain）的启发，李奥波曾写了一篇叫做 “像山一样地思想”（Thinking Like a Mountain）的佳作。他认为大地是个有生命的机体，因此他说:
“大地是活性的，虽然在程度上没有我们人类那麽有活动力，但以时间和空间而言，它却比我们有活力得多。它在晨星群歌时是个老者，但是当我们与我们的祖先会合时，它还是个很年轻的小憋子呢！”
　　
　　对奥氏与李奥波而言，大地是个有生命的全体性有机体，最重要的是其中的每一件事物，与任何其他事物均有关联和依赖性（interrelated and interdependent，即华严宗所说的相即相入），组成了一个真正的有情与无情世界的“生命共同体”。打破人与自然的分立，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唯有人们体认大地中，无论有情或无情界，都是“生物社区”的一份子，人类才可能加以尊重和爱护。

　　“深层生态哲学”是由挪威哲学家、生态学家奈斯首创．奈斯归结出六项深层生态学基本原则
　　1．地球生生不息的生命，包含人类及其他生物，都具有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不能以人类实用的观点去衡量。
　　2．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均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
　　3．人类没有权力去抹煞大自然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除非它威胁到人类本身的基本需要。
　　４．目前人类对其他生命干扰过度，而且急遽恶化。
　　５．政策必须作必要修改，因为旧的政策一直影响目前的经济、科技，及其他的意识形态。
　　６．意识形态的改变，并非指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而是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现代人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危机，空气、水、土壤等自然资源的污染，山林和湿地的过度开发，野生动物的消亡，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等，均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环境。许多人试图以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往往反而衍生更多的问题，此乃因为环保的挑战并不仅限於科技层面，更重要的，它还牵涉到人类的价值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如何看待万物等问题。换言之，环保意识必须建立在伦理和哲学上，再加上科学的辅助，才能落实环保工作

哲学走向荒野


　　“自然”可以说是最古老的哲学范畴，但没有几个哲学范畴能像它那样对当前有着这么重要的意义。然而，如果是25年前，就是最敏锐的观察家也不会预料到哲学会有一个荒野转向，最近哲学界转向对人类与地球生态系之关系的严肃反思，比任何一次哲学上的转变都出乎人们的意料。
　　《哲学走向荒野》讨论的就是哲学的环境转向，它收录了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III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撰写的15篇论文。这个集子分为4部分：伦理学与自然、自然中的价值、实践中的环境哲学，以及体验中的自然……罗尔斯顿的著作经常带来美国自然哲学的作品，文笔简炼，内容安排得体。罗尔斯顿提出了令人不安的问题，提出了艰巨的挑战。
　　这里的问题表现为多种形式：我们是对自然事物本身有义务呢，还是仅仅在对人的义务中会关联到自然事物？人类如何支配自然算是正当的，而在什么意义上又能够且应该遵循自然？我们对动物，或至少对有感觉的动物有义务吗？我们是对濒危物种有义务呢，抑或只是在对人义务中会涉及稀有物种？从当代的生物科学和哲学的标准看，首要的问题是，自然的本质是什么？进一步说，当我们遭遇自然时怎样的态度才是恰当的？人应该如何去体验自然？
　　罗尔斯顿1933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谢南多厄峡谷，先后在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是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与该会会刊《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世界著名的生态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认为：衡量一种哲学是否深刻的尺度之一，就是看它是否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她应有的尊重。一个人如果对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个我们生活和行动于其中的、支持着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没有一种关心的话，就不能算做一个真正爱智慧的哲学家。

“哲学走向荒野”？是不是强拉硬扯，乱点鸳鸯谱？不是！

更准确的表达是：哲学的一个方向确实在走向“荒野”。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1962年发表了《野性的思维》，弗洛伊德的弟子，心理学家荣格也探讨了现代人与其遥远祖先的心灵联系。

原始人的野性思维与现代人的规范性思维，这是两种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思维方式。人类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即分别与这两种思维方式相符;正如植物有“野生”和“园植”两大类一样，思维方式也可分为“野性的”（或“野生的”）和“文明的”两大类。

野性的思維，与目前越来越精确的思维方式相比较，重新唤醒現代人內在的潜意识，激发其想像力与创造力，找回人类失落的深层本真。并发展出新的非强制的创造模式。

在当前学术研究越来越文明、也越来越规范的背景下，要让来自荒野的灵感突破重重障碍而建构起新的可能性。这对开放的思维形成会产生重要作用。使得年轻的我们在思想始源之际获得唤醒而不是模式化。

这是熊秉明先生在《黑人艺术与我们》一文中所述：

”黑人的腾跳和中国人的静观、守敬、禅定，恰是两个极端。黑人外向的粗犷和中国人内向的含蓄，恰是两个极端。然而，黑人在腾跳中得到的酣畅战栗，与中国人在看云听水时得到的恬适虚静，同是人天合一的神秘经验。这是艺术，也是哲学，也是宗教。
黑人艺术不合情，也不合理，那么合什么呢？其创造的动力来自什么呢？
法国艺术史家弗尔（ E.Faure）说：“我们不要在黑人艺术中寻求别的什么，只应寻找一种尚未理性化，只遵从初级的节奏和对称的情操。本能在推动年轻的种族，使他们在手指之间所制造出来的生动的形体，具有含浑的建筑感，带着稚拙而粗糙的对称性。无疑此本能服从于一种强烈的综合的要求，而此综合活动起于生活经验之先，而非起家于其后。”他所提出的“本能”，是一个很具关键性的观念。
欧洲文化是建筑在“理性”上的，而黑人文化建筑在“冲动”上。欧洲人把主观和客观对立起来，从主体出发，分析、解剖客体，最后把客体加以征服、役用而终于摧毁。黑人把主客合一，他生活在感性中。他活在对象中，对象也活在他之中，他给对象以生命，对象也给他以生命。
“本能”和“冲动”是从两个角度谈一回事。因为是本能的，所以这里没有经过理性观察刻画出来的；也不是经过情绪上的酝酿改造，我们无法辨读其喜怒哀乐。那是眼睛的编号代号，在我们看来是武断的。像儿童画上的一个圆圈，孩子说，“这是妈妈。”
眼睛的代号，嘴的代号……拼合起来的面具是一个存在的代号。这面具的表情非笑，非哭，非恬然，非对自然的观察与征服……太大的圆眼，或太细的眼缝，像一种最单纯的瞪视或迷失，像一种傻看。而在这傻看之后，有非常的生的激动。那是人类有一天直立起来，面对大自然若有省悟的愕然、矍然。他看见苍天、大地、万物、周遭，他惊觉他的存在。
愕然与矍然的面具是艺术，是宗教，也是哲学。三者浑然不要分，尚未可分。“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课堂延伸读物：

《野性的思维》.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The Savage Mind.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6.

Maybury-Lewis, David, and Uri Almagor, 编 《对立物的吸引力：社会与思想的二元模式》.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Maybury-Lewis, David, and Uri Almagor, eds. The Attraction of Opposites: Society and Thought in a Dualistic Mod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9.

Needham, Rodney, 编.《右与左：二元象征分类论文集》.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Needham, Rodney, ed. Right and Left: Essays on Dual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Tambiah, S. J.《文化、思维与社会行为》.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Tambiah, S. J. Culture, Thought, and Social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Turner, Victor. 《戏剧、田野与隐喻》.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Turner, Victor.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4.

纠正:

"野性的思維，与目前越来越精确的思维方式相比较，重新唤醒現代人內在的潜意识，激发其想像力与创造力，找回人类失落的深层本真。并发展出新的非强制的创造模式。"

最后两字"模式"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