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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翻译也需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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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翻译
李继宏
记得《周易·系辞》中有一句话,叫做“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如果抛开
后面那几句诸如“圣人立象以尽意”之类的神秘主义言论,这短短的八个字,便
揭示了书面语、口语和人类意识活动之间的关系。反过来看,文字和语言都是意
识活动的产物,而人的意识活动,则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生活环境不同的人群,
他们的意识活动,乃至语言、文字是不同的;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人类的意识
活动、语言文字也会随之变化。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早些年潮汕话中有一个名词叫“灰埕”,这个词别说外
省人,到了东莞、广州一带便难以理解。所谓“埕”,本是福建和广东沿海地区
用来饲养贝壳的水田;潮汕的灰埕,则是聚落址中一块平坦的空地,铺以石灰
(后来也有铺水泥的),收成季节用来晒稻谷,到了游神的日子,则用于集体祭
祀。如今,随着人口激增,经济发展,耕地缩减,水稻的种植面积日见其小,灰
埕终于式微,这个词也越来越少被提及,恐怕过不了几十年,便要被人彻底遗忘。
但有些本来所没有的名称,却渐渐涌现出来。汽车在潮汕话中,本称“逻离”,
即英文lorry(货车)的音译,如今则被汽车、轿车、货车等新兴名次所取代了
(有趣的是,lorry这个词在英语也日渐衰微,这个涉及到lorry的词源和英国交
通工具的演变,在此不予展开)。
上文已经间接表达了如下观点:对居住在不同区域的人群来说,生活环境差
异愈大,意识活动、语言文字的差异也就愈大,沟通起来也就愈困难。这在当前,
庶几是公认的真理。但早些人们发凡的却并非如此。比如《圣经》中有巴别塔的
故事,就以为天下人的口音、言语原先都是一样的,因为妄图造一座通天塔,被
耶和华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
幸而耶和华果真仁慈,倘使被变乱的不是口音,而是人类意识活动的生理机
制,那么,散居世界各地的人交流起来,未免鸡同鸭讲,翻译的难度就要大得多,
甚或不可能。是的,不同语言之所以能够互通,是因为其背后有共同的基础,即
无论是高加索人种还是蒙古人种,是莫桑比克人还是加拿大人,是伦敦人还是上
海人,他们的意识活动的生理机制是一样的。由此,我们可以反推过来,如果两
个说不同语言的地区,由于彼此间交流增多,生活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非物质
环境)趋于一致,那么,这两种语言互译的难度便会相应降低。
如今谈翻译,翻译工作者或是故玄其技、或是确实水平不够,总喜欢引用严
又陵的话来证明翻译的难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在严复的年代,正当近
代中西交流肇始,诸多外文名词,所指本是中国所无,自然会难以找到恰如其分
的译名。例如英文的telephone,今天的初中生也知道是电话,因为近乎人人家
中都有。而当时却只好译为多数人并不能理解的“德律风”。又如英文的bus,
原先中国并无此种公共交通系统,只好音译为“巴士”,现在却只在粤语地区还
通用,正确的译法早就改为“公共汽车”了。就物质生活而言,近二十余年来中
国发展迅猛,跟国外日益同化(一般城市家庭均装有抽水马桶,而不是在卧房摆
一个便壶),实物名词的翻译,难度比严复时代大为降低。
当然,正如生活环境并非只限于物质环境,语言文字涉及到的,也并非只有
实物名词而已。笔者最近在译一本书,叫做A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里
面涉及的ideas,自然都是些抽象名词,比如dualism,theocracy等观念,均为
传统中国所无。倘使我生活在清末,自不免也来发一通“旬月踟蹰”的感叹。然
而百余年来,中西之间除了物质交流,文化交流也是祚永运隆,未曾停息。社会
制度、历史文化之相互理解,已远较过去为多。清末民初,严复译Shakespeare
为“狭斯丕尔”,梁启超译为“索士比亚”,田汉则译为“莎士比亚”。目前均
从田汉译法,因为在严复看来,Shakespeare是“词人”(见《天演论·导言十
六·进微》,转引自鲁迅《花边文学·“莎士比亚”》),而当今人们大抵都知
道莎士比亚是英国最杰出的剧作家。百余年来,众多前人为引介西方思想观念,
是颇耗了些心力的。赖有他们的成绩,我翻译时多数时候无需另起炉灶,而是和
光同尘即可,自然甚感便捷。
随着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便捷,不同地区的人们相互了解越来越多,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渗透就越
来越深,翻译也就越来越好做。俗语说万事起头难,翻译尤其如此。可是一旦开
了头,有了积累,终究是越来越容易的。
因此,窃以为,翻译工作者也好,一般读者也好,谈论翻译的时候,宜懂得
比较历史和现实,则大抵可以避免刻舟求剑之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