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惟群
　　
　　外婆姓苏，生于崇明一个大地主家。她出嫁时的嫁妆，雇了百十个轿夫抬，长达几里路。外公姓陶，提起庙镇陶家，上些年纪的崇明人恐怕无人不知，也算是万贯家产。外婆嫁去陶家后，生了九个孩子，留下四个。那些年，除了生育，她没任何苦。母亲说，外婆天生脾气好。那时，家中长工、短工不少，她没主人架子。问她借东西，她向来说好；借了东西不还，从不好意思讨。外公娶小老婆那阵，她也不吵不闹，顺他的意。后来，外公跟他哥哥－－中国无线电、电影界元老，去了上海，不久后，外婆便打点行装，雇了条船，飘过长江，追随而去。这一去，从此再没回过崇明岛。四九年，外公逃亡香港，以后杳无音讯，死活不知，外婆便跟着她的子女们，开始下半辈另一种生活。
　　外婆住在大姨家。大姨在郊外一家大厂教书，一星期回家一次，大姨夫打成右派后，去了南京，外婆就在他们家料理家务，带大我表哥。
　　其实，我们这些第三代都是她带大的。母亲生我时患肺病，外婆就来我家，带我又照顾我母亲。小姨家两个女儿出世，或是有些其他情况，也是一个电话，她便取出崇明岛带出的蓝白乡下土布，包一包替换衣服，赶上一辆公共汽车，匆匆就去。甚至我姐姐生孩子，想她年岁已大，没招呼她，可预产期未到，她一声不响，挎了个包裹就赶来帮忙。
　　外婆下半辈够忙。五七年，舅舅成了右派，还定了反革命罪，关在上海“提蓝桥监狱”。每月一次，外婆用她的包布，包些吃用去探监。她天生胆小，怕见政府官员，更怕政府专政机构，每次都叫我母亲陪着去。到了那，眼泪也不敢流。后来，舅舅去了安徽劳改农场，她就常变卖些首饰、毛皮，给舅舅寄去些日用。自然，少不了女儿们的嘀咕。
　　我小时，除了母亲，最爱的是外婆。
　　外婆从不大声说话，更不会骂人，对我们小孩说话，也从来都用询问口气。哪怕手头再紧，我们的要求，她从来百依百顺，想方设法满足。我小时两样心爱物，一把抢，一支扇形圆珠笔，都是外婆买的。母亲说，外婆“宠”孩子，一贯如此，以前有钱时更宠，从不对孩子说“不”。
　　我依稀记得外婆带我时的情景：每到夜晚，她让我躺在她的臂腕里，一便替我搔痒，一边给我讲故事，直至我睡着。外婆的故事很老，很单调，都是些“好人”、“坏人”，可我没听厌过。
　　插队那阵，每次离开上海，她都要塞些钱给我。知她自己也拮据，不愿要，她就急，拉住我手，一脸恳求。外婆的手，又软又滑又温暖，碰到那手，我就又成了被照顾的孩子。每次去看她，她必拿出最好的菜招待；实在拿不出，无论如何都要去外买熟食，熟食很贵，可怎么拦她都拦不住。饭菜上桌，她自己不吃，只是坐在一旁看我吃。叫她，她则说：“外婆喜欢看你吃。”好象只有这样，她才感到安慰些。常常，她无声望住我，几分钟，几分钟……有时，她会拿起我手，一遍遍抚摸， “苦来唠，苦来唠……”她总那样说，说时眼眶就红。外婆不多说话，总怕说错，说得不妥。但她总认为，孙辈几个中我最苦，小小年纪就去插队。可也没办法， “共产党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呀。”她说。
　　我总忘不了外婆那把扇子，是把大大的芭蕉扇。大热天去她那，她总爱怜地说：“热来唠，我帮你扇扇好吗？”我这么大的人，哪能让她帮我扇。不让，她则说：“外婆欢喜呀。”我知道，不让她做些什么，她会不舒服，只好任着她。她就挨着我，一边望着我，一边一扇一扇不停地替我扇。大大的芭蕉扇，扇出许多凉快，扇出许多温暖，也扇出许多压抑与沉闷。
　　文革时，外婆自然是专政对象，每天早晚两次，去居委会请示、汇报、受训，还要在弄堂里扫地，遭小孩们骂，挨小孩们的耳光。那时的她，惶惶的，低着头，面孔彤红，看人一眼都不敢。好在外婆一生未得罪过人，没与人吵过一次架，万事都谦让，都是自己错，对谁都构不成威胁，大人们倒也对她宽容些，整不整她无关紧要。
　　外婆住的南市区，用的都是煤球炉，一条走廊里，三四炉子排成一排。烧饭时间一到，不免拥挤。外婆不原让人厌，每次不是提早烧，就是最晚烧。弄堂里，仅一只公共自来水龙头，每次装水前，她总先窗口张一下，等到没人时才去。一旦有人，哪怕等在后面，她也担心会被认为是在催。有时，邻居们吵架，与她没一点关系，她也吓得躲进屋，不敢发一点响。
　　文革开始后，外婆一步步走向生命下坡。那时，阿姨、姨夫们在外受气，怨来怨去怨的是出生，回到家，外婆就成了出气筒，无端端常常遭数落。她不还嘴，犯错误一样涨红脸听，或躲开去忙碌。外婆以前抽鸦片，后来改抽香烟，那些年，香烟也不抽了。偶然，亲戚们聚聚时，她爱喝一口酒，少少的。好几次，当着我们第三代面，阿姨姨夫们轮番教训她：“专政对象还喝什么酒”，“一喝酒话就多”，“话越少越好”。外婆不吱声，木木地坐，酒却停在那，再不去碰。我替她感委屈，忿忿道：“她爱喝就喝么，她的话已经够少了。”不说倒好，一说，外婆鼻一酸，眼泪无声地往下淌，掉进盛酒的碗里。
　　我曾翻过表哥小时的日记。日记上写的都是外婆。外婆替他买什么，给他吃什么，对他说什么，从不提他父母。日记中还写，“世界上外婆最好”，“长大后要好好待外婆”等等，我看后很感动。表哥长大后，工作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后来，孩子长大了，不需要照料了，小时的话记不得了，家中多个老人，觉得碍手碍脚了。于是，他妈妈出面提出：外婆有四个子女，不能老在她家，应该各家轮流住；生活费，也该大家共同分担。外婆没意见？当然没有。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意见，只有按子女们的安排去做。
　　从此，四个子女，三月一轮，一到日期，她就挎上那个蓝白土布包裹，去到下一轮子女家。开始三月一轮时，外婆还一头黑发，慢慢的，黑发成了白发，开始，外婆还能自己走，慢慢的，不得不柱起拐杖。白了头发，柱了拐杖，可她还得三月一次，挎上包裹，去赶公共汽车。
　　外婆老了，爱流泪了，每次取出那个包裹，她都默默流泪。
　　外婆说：“人老了，不想动了”，又说：“老人家，没人喜欢的”，她还说：“各家轮着住，还是公平的”。
　　小姨家，外婆替他们买，替他们烧，等他们吃完后才吃；舅舅家，外婆吃饭，但不吃菜；大姨家，外婆自己买，自己烧，自己一个人吃……我从小听惯的“妈妈”、“外婆”称呼，到了那时，差不多都被“老太婆”代替了。
　　我婚后，曾把外婆接来家，让她从此跟我住。但她仅住一个月，坚持要走，推说房间小，没卫生设备，住不惯。我强留不住。后来知道，外婆觉得，我夫妇有自己的生活，不该影响我们；且她有四个子女，与外孙住一起，会被人笑话。外婆是流着泪说这些话的。
　　我八七年赴澳时，因签证、机票关系，走得匆忙。去向外婆道别时，她说要送我，我说不用。我都没怎么在意，好象随时都会回去般。临去机场，我满头大汗，提着行李，上到等在门外的面包车，抬头，我忽然发现，外婆安坐在车内。刹那间，我停住脚步，心抖了抖。外婆手柱拐杖，面额消瘦，微微发黑，显得坚毅，不少悲壮，一头白发稍显凌乱，不像平时那样一丝不乱。她看看我，即又回过目光，看着前方。我颤着音，叫了声“外婆”，她应了声，应得很轻，目光还那样直直地看着前方。
　　机场里，外婆独坐一边，双手按住拐杖，起始至终始终一动不动，人来人往的人流中，像被埋没、遗忘了。待到送走行李，我向外婆走去，脚步格外重，刚到她面前，站住，只见她猛烈抽泣起来，想克制又克制不住地发出老猫呜咽般的哭声，眼泪像雨一般直往下淌……我哽噎住了，一句话说不出，侧转头，在她面前站了阵，走了。
　　走了，外婆看着我走了，泪流满面。她一定早知道，她是再看不见我了。
　　外婆是在我离国后不满四月去世的。家里来信说，去医院那天，抱她起床时，她的头使劲往下板，不肯离开枕头。后来发现，枕头下有她那块蓝白包布，包布里裹有二百元钱。那是外婆一生的积蓄，是她留着为自己丧葬用的。
　　外婆在医院住了两星期，死在病床上。在她病床前，她的子女一个个抱怨没时间、没精力照顾她，你推我，我推你，最终商议决定请人陪夜。费用一如既往，大家分担。在她病床前，他们大声讨论她的后事。他们还说，“人老了，死是自然规律，还考虑什么开刀-----”这一切，外婆听到吗？听到，当然听到。她至死神志清楚，可她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和她一贯一样。她是在这样的嚷嚷声中死去的。
　　外婆死在半夜。死前，她大声叫我的名。叫得很响，很凄厉，一声又一声。
　　“老太太快不行了。”同房的病人说。“她叫的是谁呀？”“外孙？她叫的是外孙？－－喔，这位外孙一定待他很好吧。”
　　我对外婆有什么好？扪心自问，我对外婆有什么好？没什么好，谈不上好，根本谈不上。天地知道。
　　外婆要求的太少，太少太少……
　　接信那天半夜，一觉醒来，我哭了，忍不住哭了。眼泪不住淌，无声无息，湿了面额，湿了枕头，一大片……
　　我哭，哭外婆一生，哭她后半世的遭遇，哭时事变迁，世态炎凉；我哭，哭外婆的性格，儒弱、忍让，一辈子逆来顺受，被人欺负；我哭，哭外婆的慈祥，哭她的宠爱，哭自己没有也再不会有机会报答；我哭，哭外婆有这么多子女，可她临死叫的却是我的名字……
　　许多年没有哭过了，许多年了……

同哭

心寒。

这篇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

这位老人是在文革后87年去世的，政治影响因素早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老人的四个子女的行为也不能用文革来开脱，文革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到如此地步。

这种类型的人说不定在单位里也会是个好同事，在家也会是好丈夫，好妻子。只是对这样一个儒弱、忍让，对自己毫无用处的老人，却能冲破道德底线而不自觉－－她们已经不把她看成人了，更不用说自己的母亲，亲人－－他们只是觉得心烦。

他们可恶到已经不觉得自己在作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