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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的无知,
我什么都不懂。

-苏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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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曾以法老王为笔名发表于《枫华园》第五一四期 (二零零五年八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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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

- 卢昌海 -

不开心的故事似乎注定是要从雨夜开始的, 就好像电影里英雄死了就一定要雷电交加, 狂风呼啸一样。 其实我并不讨厌雨天, 下雨天抿一杯清茶, 坐在窗边倾听树叶上沥沥啦啦的雨声, 有一种特别宁静安详的感觉。 又或是走在西子湖畔, 品味那烟雨凄迷, 山色空濛的意境, 有一种诗情画意的体验。 可是那个夜晚却不是一个赏雨的日子, 我背着行装, 踏着水迹, 匆匆赶往上海公平路码头, 乘坐去大连的轮船。 我记得那是 1990 年 9 月 16 日。

小时候每次出远门我都兴奋莫名, 早早地睡下, 希望眼睛一睁开就可以出发了, 却又常常兴奋得睡不着觉, 苦苦静候长夜的逝去。 不过这次不一样, 为了避免这次远行, 我煞费苦心。 事情是由 1989 年的 “学潮” 引起的, 那之后, 国家教委规定北京大学的新生全部军训一年。 为避免落入这种 “前人 ‘生病’,后人 ‘吃药’” 的庸医疗法中去, 我弃北大而选复旦。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北大自军训以来, 孤芳自赏不免寂寞, 于是慨然要求复旦也来分一瓢羹。 这个 fair play 的要求得到了教委的同意。 于是从 1990 年起, 复旦也加入了整年军训的行列。 当时南方的学校狼烟四起, 中科大, 南大乃至浙大的崛起使复旦头疼不已。 套用一句歌词来说就是 “最近比较烦”。 此番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 复旦被老牌劲旅北大点名 “陪读”, 在惨遭暗算的同时, 不知是否有几丝 “被对手器重不失为荣耀” 的悲喜交集。

军训就像一个 “飞去来器”, 我费劲心机把它扔了出去, 可是它飞了一圈却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边……

上海公平路码头成了灾难片拍摄现场, 大厅里挤满了学生和家长, 人声鼎沸, 混乱到了极点。 保安人员竭力维持着几近消失的秩序。 被汹涌人潮冲散了的学生和家长大声呼喊, 宛如大难临头。 有些人脸上湿漉漉的, 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踏进大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现在的学生真脆弱, 军训虽然可恨, 但毕竟不是什么生离死别, 何至于如此慌乱?” 眼看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我对送行的妈妈和舅舅说: “不用送了,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到了之后我会给你们写信的”, 说完挥了挥手, 转身挤进了人群。

快到检票的地方, 忽然有人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我一看是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年妇女, 满脸的慌张哀求。 她抓着我手急促地说: “同学, 我的孩子刚刚走进去了, 她从来没出过远门啊, 你一定要帮帮她! 她拿着一只箱子, 你一定要帮帮她啊!” 可怜天下父母心, 她大概看我脸上表情十分镇静, 就想叫我照顾她的孩子, 可当时大厅里拿着箱子的学生何止百人? 人不断涌来, 我无法停留, 就安慰她说: “您放心, 她一定会平安的, 我如果见到她一定会帮她的。” 我的语气和表情多少使她放心了些, 她松开了手, 我顺着人群走了进去。 (注: 我并不知道那孩子是男是女, 姑且假定让妈妈如此不放心的是个 “她” 吧。) :-)

汽笛长鸣声中, 轮船徐徐离开了码头, 大上海的灯光渐渐在雨中朦朦胧胧地远去了 ... ...

********

当夜无话。 第二天一清早, 我便到甲板上去看海, 海风扑面吹来, 一阵神清气爽, 船舷下浪花飞溅, 往船后铺成长长的尾迹。 极目远眺, 但见碧波万顷, 一望无垠, 让人顿觉自身之渺小, 心中却又一片豁然。 对军训的不快早已抛到爪洼国去了。 记得有首歌曲叫做 “快乐颂”, 歌中唱道: “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don't worry,be happy!”。 人的心情就是这样, 喜乐哀愁都是相对的, 心胸豁达则自然海阔天空。

三十几小时的航程很快就在蓝天碧海的陪伴下度过了, 第三天早晨, 轮船缓缓驶入了大连港。 大连陆军学院的人已经在码头等候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座闻名遐迩的北国海滨城市。 大连的地势颇多起伏, 许多楼宇依坡而建, 街上自行车明显少于沪杭等地, 估计是坡地骑车较为辛苦之故。 以前听说北方不如南方发达, 一路行来却不觉得。 大连市区广场星罗棋布, 绿草如茵, 街景甚佳。 行经的香炉礁立交桥更是气势恢宏, 规模之大当时即使在上海也不多见。 车队驶出市区, 在沈大高速公路上行不多时便抵达了金州, 大连陆军学院就坐落于此。

********

一九九零年十月摄于军校宿舍前
一九九零年十月摄于军校宿舍前

那一年复旦在大连军训的是理科学生 (文科生在南昌), 按军校的编制分为六队, 其中男生四队, 女生两队, 每个队下分三个区队, 每个区队又分四个班。 我所属的物理系在十队, 我所在的是其中的一区队四班, 共有十二人。

军校给我的第一印象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 “直”: 笔直的道路, 笔直的白杨树, 方方正正的宿舍楼, 一切都是用直线勾勒出来的。 甚至连宿舍外沙坑边缘的沙子都被砌得像水泥台一样平整笔直。

军校的宿舍布置也非常简单, 每个房间住十二人 (即一个班), 左右各有三张上下铺的床, 中间是一张长桌, 每人有一个小柜子, 一个脸盆, 一个喝水杯、 一块白毛巾等。 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齐划一, 而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被子。 那被子说实在的, 与其说是认出来的, 不如说是猜出来的。 它棱角分明, 线条笔直, 方正得就像刀切出来一般, 怎么看怎么不像被子。 但它放在床上, 除被子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 初来乍到的我们除了好奇与惊叹外, 对这样的被子意味着什么, 还一无所知。

但我们的无知并没有持续多久, 整理内务——这是对叠被子及整理其它个人用品的正规说法——很快成为了我们学习的首要技能。 队里几乎每天都要做这方面的检查。 除被子外, 茶杯、 牙具、 鞋子、 脸盆、 毛巾等的摆放也都有严格规定, 必须成行成列; 座椅、 地面、 门框、 窗户等也都在检查范围之内, 队干部有时会戴上雪白的手套在除地面以外的有关各处抹上一抹, 以检查清洁程度。 在所有这些检查项目中, 最困难最具技术性的无疑就是叠被子, 即把被子叠成当初让我们惊艳不已, 而今却令我们叫苦不迭的几何形状。 要说复旦大学的同学还真是有几把刷子 (我相信北大的也一定不赖), 很快就有人想出在被子里夹带硬纸板的绝活。 夹了硬纸板的被子就像插了钢筋的混凝土, 在强度和可塑性上都有了质的变化, 大家的叠被技术从此突飞猛进。

除被子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是毛巾。 毛巾的摆放本身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 问题出在颜色上。 军校用的是白毛巾, 也就是说毛巾的初始颜色是白色的。 白色的好处是不会褪色, 但坏处是很容易增色。 军训期间, 大家洗澡洗衣服都极少, 而训练及出汗却很多, 一段时间下来不免是 “鞋儿脏, 帽儿脏, 身上的军装脏”。 记得我那军装的袖子先是发黑, 后来干脆就发亮了, 很像消防队员的橡胶服。 以至于几位拥有这种 “橡胶服” 的同学私下戏称自己是消防队的弟兄。 在这等大环境下, 毛巾自然也难出污泥而不染。 无论摆放得多么到位, 那颜色由白变黑终究难逃队干部的法眼。 不过这点小 case 也难不倒大家, 很快有人想出了在脏毛巾上覆盖一块新毛巾的手段, 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毛巾颜色问题。

诸如此类的对付形式主义检查的形式主义手段, 在当时的环境下, 成为了许多同学的 survival guide。 队干部们很清楚我们的这些手段, 但都给予了默许和支持。 因为这其实是大家共同的 survival guide: 我们要应付他们的检查, 而他们也要能向上有个交待。 除整理内务外, 更有同学主动出击, 大力做 “好事” 以博取表扬, 比如半夜三更到水房里去查看水笼头有没有关紧 (结果 “恰好” 被巡夜的队干部撞见, 使光辉事迹得以彰显), 虽然这事睡觉前干似乎会更节水。 我想许多同学就是通过目睹这些事迹而对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 “智慧” 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是军训留给大家的一份灰色遗产。

每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情的时侯, 常会想起很久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说中日甲午海战前曾有一位日本军官参观了北洋水师的舰艇, 发现上面脏乱无比, 他由此断定这支军队纪律涣散, 训练水平低下, 不具备真正的战斗力。 这故事是真是假我不得而知, 但我觉得, 以我在军校的所见所闻而论, 我们今天的军队训练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的军营倒是整齐了, 整齐到了每一块石头都放在了看起来顺眼的地方。 但那种金玉其外的脸面式的整齐是换不来战斗力的。 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我们的职业军人甚至要在营地里种菜。 军人最需要掌握的是军事技能, 而不是叠被子、 砌沙坑, 更不是种菜,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整理内务作为纪律养成的一部分有其意义所在, 但必须适度, 把它作为军队的脸面, 让职业军人把本该用于军事训练的宝贵时间大量地耽搁在整理内务等方面, 是完全的本末倒置, 只会让我们的军队在未来的军事挑战面前远远落在别人后面。

********

在军训中, 接触枪支及军事技能是较晚时侯的事情, 接触的时间也不长 (毕竟会使枪的人多了, 对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无太大助益)。 真正占据主要时间的是队列训练, 那是所有课程中最枯燥无味且最开不得半点小差的。 其它的课程, 哪怕政治课, 也终究有办法偷偷看自己喜欢的书, 这是大家自打有政治课的那天起就学会了的技能。 唯有队列课, 一切都在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之下, 只有乖乖泡在操场上苦等下课。 军校的队列训练还延伸到许多其它场合, 连脱帽子、 放凳子等等都有分解动作, 要按口令行事。

到了夜晚, 军校里有战备值班制度, 军训生的值班方式是两人一组, 每组值班一小时。 一般来说, 在经过白天的各种训练后, 大家晚上都睡得很死, 半夜里被硬生生地叫起来值班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不过在痛苦地起床之后, 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深夜的极度宁静中坐在楼道里却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只觉得白日里的所有喧嚣都那么虚幻, 唯有宁静才是永恒。 在战备值班的各个班次中, 最辛苦的是早晨离起床还有两小时 (即值班结束时离起床只有一小时) 的那一班, 因为那一班之后的最后一小时是很难睡得安稳的。 军校对起床速度的要求很严, 起床哨吹响之后, 各班无形中在比赛谁集合得快。 久而久之, 在起床时间到来前我们几乎都会自动惊醒, 等着那一声划破寂静的哨音。 在离开军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每次听到有人吹哨子都会有悚然一惊的感觉。

在军训中, 另一个记忆深刻的场景是吃饭。 那段时期由于体力消耗大, 大家的胃口都大得异乎寻常。 一顿可以吃下去的馒头包子数目大到了令我难以记住的程度。 但最蔚为壮观的还得数会餐。 会餐是节假日的晚餐, 菜肴远比平日丰盛。 这还罢了, 军校还有一项奇特的规矩, 那就是, 如果晚上会餐, 中午就只让大家吃半顿——通常是稀饭。 结果等到晚餐时侯, 大家饥肠辘辘, 盼会餐盼得脸都绿了。 这时走进食堂, 看着桌上的佳肴, 其争夺之惨烈可想而知。 有的同学甚至先往自己碗里扒上满满一碗菜, 然后再和大家一起抢夺公共菜碗里的东西, 就像美国先把阿拉斯加的油田封存了, 然后和大家一起抢夺中东的石油, 这样等到战斗结束时, 自己还有一整碗的资源可以独享。 斯文、 修养、 礼貌、 风度, 所有这些东西在饥饿衍生出来的一丁点儿贪婪面前彻底地一败涂地。 难怪古人有 “仓廪实而知廉耻” 之说。 这些年来, 看到有人写文章批评国人的素质时, 我有时就会想起在军校时的那些会餐, 许多道理其实就在那餐桌上摆着。

在军校吃饭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 那就是饮食卫生。 记得有一次吃饭时, 一位同学忽然声称自己曾多次在菜里看见过苍蝇, 我和其他几位同学登时表示了惊讶, 因为我们从未注意到过这种情况。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那位同学马上在自己的菜碗里找寻苍蝇, 结果居然当场就找出一只, 令大家目瞪口呆。 看来大家平日里都没少吃苍蝇。 我只好开玩笑说, 整只的苍蝇也就罢了, 只要别让我在自己碗里看见嚼剩半只的苍蝇就满意了。 有了吃苍蝇的锻炼, 许多年后, 当我在纽约小中餐馆的酸辣汤里看见蟑螂时, 就有了常人所没有的镇定自若的气质。

在高消耗与高食量的刺激下, 加上大量据说富含淀粉容易增肥的土豆, 几个月下来, 大家普遍爆出了体重增加的新闻。 个别冒尖的同学甚至放出了 ΔM ≥ 10kg 的 “大卫星”。 在军校时, 我们隔三差五要写思想报告, 其目的通俗地讲, 就是谈谈军训是如何使自己从一只容易受坏人蛊惑的小菜鸟, 变成可以识大体的驯良大白鸽的。 这文章从技术上讲并不困难, 但对我来说却很棘手。 我这人对政治淡漠得很, 没有当斗士的欲望, 因此有些真话——比如反对军训的话——我可以不写, 但我绝不替任何人任何事做违心的政治吹捧, 在这点上我非常执拗。 在这种情况下, 体重增加这一条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在所有不得不歌颂军训的文章里, 我翻来覆去强调的军训益处只有一条, 那就是军训有助于提高身体素质。 这虽然是 “燕雀安知教委之志”, 却总算使我的文章能涉险过关。 同时, 这也的确不是违心之言, 我的体重正是自军训以来才登上 “六十千克” 这一台阶的。

军训当中也有一些文娱方面的活动——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唱歌, 一类是看电影。 军校里的唱歌, 唱的都是节奏简单鲜明的歌曲——因为这类歌曲可以在行军的时侯唱。 除行军外, 军校里还有在各种集会活动时唱歌的习惯——在那种场合下, 不仅要各班各队单唱, 而且还要彼此对唱。 那种对唱可不是情致绵绵的少数民族情歌对唱, 我记得军校里把这种对唱称为 “拉歌”。 拉歌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比谁的中气足、 气势旺。 拉歌的方法也很简单, 通常是己方牛刀小试后高声邀请别的队——比如七队或八队 (全是小 MM, 最容易对付)——来一个。 然后当对方唱到中途时再猛地用另一首歌把对方的声音压下去。 在拉歌中最 popular 的歌曲是 “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这首歌特别容易唱出响度来。 像这种喉咙体操除唱歌外, 还有一项就是喊 “一、 二、 三、 四”, 这是行军时必做的, 也是军校留给我们的最早印象之一。 许多同学在军校的第一个清晨, 便是被出早操的军校学员们震耳欲聋的 “一、 二、 三、 四” 声惊醒的。

看电影是军训中比较愉快的事情, 基本上每周都有一天——我记得是星期四——会组织看一场电影。 令我非常意外的是, 军校在其它方面的管束都很死板, 唯独电影的主题却非常广泛, 绝不仅限于革命题材, 而简直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其中有一部轻喜剧译制片甚至带有一些算得上是 R 级的性暗示语言 (可惜不记得片名了)[补注一]。 当然, 革命题材的片子也有,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作 “打击侵略者” 的朝鲜故事片。 那部片子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片子中有位女孩的革命情怀激进得一塌糊涂, 才看了几眼我就断定这 MM 必是坏蛋无疑, 而且是那种特别缺乏经验的坏蛋, 伪装革命分子也不能伪装得这么过火啊? 可万万没想到, 人家真的就是革命分子, 而有几个我看着觉得比较中肯, 有点革命细胞的人却原来是坏蛋!

在军训的所有课程中, 最辛苦的也许要算是单兵战术训练课了。 那些战术动作本身倒不辛苦, 辛苦的是天气。 那门课程开设的时侯正是冬天。 大连的冬天雪很多, 风也很大, 有时大风吹起操场上的积雪, 白濛濛地在天空里飞舞升腾, 远远望去仿佛地上煮开了一锅沸水。 我们的上课地点在主校园外的一片小丘陵地上。 漫天飞雪中, 我们就在雪地里摸爬滚打, 一节课上完, 满身都是污泥和雪花。 那时侯, 同学们在寝室里挂了一张小日历, 每过一天就从上面涂去一个日子, 象征着离军训的结束又近了一天。 通常大家都可以气定神闲地涂那日子, 但每次战术训练课后回到寝室, 却往往会有几位同学同时扑上去, 恶狠狠地涂那日子, 那可怜的日子顷刻间灰飞烟灭, 连背后的木板都被涂得凹下去一块。 但在我心里, 倒觉得这门课其实是军训中最值得回味的课程之一。 很多年后, 当我独自行走在地球另一边的茫茫风雪中的时侯, 常常会想起那些战术训练课。 那风雪、 那泥泞, 衬着一种阳刚的力量。

军训的最后一项课程是野营拉练。 这是军训给我留下的另一段印象深刻的记忆。

与单兵战术训练课类似, 这也是整个军训中最辛苦的课程之一, 每天要背着行装步行大约二十公里。 所不同的是, 单兵战术训练课是 “冬练三九”, 野营拉练则是 “夏练三伏”。 当时天气已转炎热, 行军行到后来, 军装时而被汗水浸透, 时而被日头晒干, 每个人的后背都是白花花一片盐渍。 每到一处营地可以躺下休息时, 人就像散了架一样, 从来没想到能躺在大地上竟是这么大的一种享受。 但是野营拉练虽然辛苦, 同时却也是整个军训中让我最感心情愉悦的时光之一, 因为我终于可以走出枯燥的军营, 来到乡间野外。 大连郊区的田野、 树林、 山丘、 河流都很美丽。 虽然走得汗流浃背、 脚板生疼, 但在视觉与心灵上却有一种怀抱自然的轻松感。 我们的野营拉练同时还兼有社会调查的任务, 每到一站都有些参观访问的活动, 十几天下来参观了当地贫富水准不一的若干村寨。 其中富裕的村寨里, 基本上人人都住上了两三层的小楼房 (唯一的遗憾是, 在我参观过的所有村民家里, 没看到一个放满书本的书架)。 野营拉练结束后所写的调查报告, 是整个军训中少有的一篇我可以自由写作而不必避讳或 “顾左右而言他” 的文章, 因为我真心地祝福那些村民, 也真心地敬重所有为建设自己家园尽心尽力的人们。 那篇文章后来被推举出来在全队宣读了一番, 成为我这个军训后进分子为数罕见的先进行为。

一年的军训终于走到了尾声, 在最后的几天里, 军校组织我们游玩了大连的著名景点。 那几天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有什么东西能比用将近一年的苦涩来映衬的甜酒更为甜美呢? 世上正是因为有这种对比着的快乐, 才使得人生的每一段旅途都有它值得纪念的一面。 在临行前一天的最后一次全队集会上, 队长在叮嘱我们旅途平安的时候声音哽咽了, 他背过身去, 不让我们看见他的脸。 无论我对军训多么反感, 但在那一刻, 看见一位铁铮铮的军人因为与我们的离别而哽咽, 我有一种深深的感动。 人世间的每一份真情都是可贵的。 军训不是我们的选择, 也不是他们的选择。 此时此刻, 一切行将结束, 事情因何而始已不再重要, 所有付出真情的人都值得我尊敬和纪念。 会后, 我破天荒地拿着军校发给我们的纪念册请队长签了名, 这是我纪念册上的唯一签名。

离别登船的那天, 多数同学哭了, 有人甚至哭喊着要冲下船去。 一年前,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北大军训生离开军校的场景时, 我曾怀疑那是挑选镜头的结果, 现在我相信那的确是真的, 虽然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那些哭泣的同学是被当时的氛围所感染, 还是真心地怀念军训——因为他们中有许多此前曾对军训持相当反感的态度。 站在甲板上, 望着远方的碧海蓝天, 望着船边翱翔的海鸥, 我的心里只有重获自由、 将返故土的巨大快乐。 军校的生活实在太背离我的性格和兴趣了。

汽笛长鸣声中, 轮船徐徐离开了码头。 我回首望去, 军校的学员还在码头上挥舞着红旗。 那晃动的旗帜越来越小, 终于消失在了浪花的尽头。

别了, 军校! 别了, 军训!

后记

这篇文章是我网站上迄今写作时间最长的文章, 从写第一段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时间, 其间数次想要续写, 却总是茫然无绪难以落笔。 军训的生活就像一部黑白影集, 只有一个个的片断: 起床、 早操…… 点名、 熄灯, 日子一天天地重复着自己。 每过一天, 大家就从挂在寝室里的小日历上涂掉一个日子, 看着那涂抹的印记一天天走向军训结束的日子, 心里有一种安慰感。 真是归心似箭啊! 可那涂去的每一天又何尝不是我们宝贵的生命呢?

军训结束距今已有整整十四个年头了。 当年的我对军训有很深的抵触, 这些年来, 昔日的怨恨早已被时光抹去。 但直到今天, 我依然认为军训是一项极其错误的决策, 不仅错误, 而且愚蠢, 因为用强制的手段是永远不会真正赢得人心的。 许多年后在纽约, 我与一位北大同学做了一年的室友——他也参加过一整年的军训。 那位室友在实验室的工作十分繁重, 有给老板当长工的感觉, 除此之外, 还得考虑各种人生问题。 有一天他忽然感慨道: 现在想想, 当年虽然厌恶军训, 但军训的日子其实还是蛮舒适的, 一切都有人安排好了, 自己什么事都不用操心。 我笑笑不语。 虽然我们心中都已不再怨恨, 但他说的这一点我并不认同, 我觉得人应该自己安排命运, 虽然操心, 但是充实。 我倒是认同这样的观点, 那就是人生的挫折也是一种财富, 它能带给人顺境里学不到的东西。 只不过, 这种财富所付出的代价是时光, 而时光同样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逆境的真正得失是很难评估的。 但是代价已经付出了, 保持怨恨只会使代价更大, 因此不如把它放下。

心中的恨让它逝去, 只有爱才应该永存。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写于纽约

补注

  1. 本文发表后, 先后有两位当年同在大连军训的 “难友” 来信告诉我, 文中提到的那部 “带有一些算得上是 R 级的性暗示语言” 的轻喜剧译制片的片名是 “天使在人间”。 在这里谨向这两位 “难友” 表示感谢。 [2005-12-27]

附录: 程序员的故事

二零零二年序: 在复旦的第一年, 班里约定大家轮流在班级记事簿上写文章。 那时离军训结束不远, 一切记忆犹新, 于是我写了这篇影射军训的短文。 年末时, 物理系的系刊《蓝马》从记事簿上选发了这篇文章 (使它成了我最早变为 “印刷品” 的文字)。 时光侥幸没有吞噬这篇文字, 当它重新出现在我面前时整整十个年头已经过去了, 当年的记忆和心情都融化在了岁月里。

黑暗……一片寂静, 我瞿然惊醒。 说不清已是第几回了。

手表就躺在身边, 但我不需要它。 每天此时, 时钟就在我的大脑里。

一列刺耳的声波透过虚掩的房门, 在绷紧的神经系统中进行了可怕的放大, 于是人变成了机器。 黑暗中, 这台机器准确无误地对一切指令作出迅速无比的反应。 程序员对此十分满意。 能让数十台机器日复一日高精度地运转, 表明自己有希望晋升为高级程序员。

当然, 得意的憧憬并没有使他忘形, 敏锐的目光投向了某几台机器。 很久以来, 他一直对这几台的质量不太满意——不过退货是不太可能的。 首先, 看来这几台机器的发声系统效果不佳。 这是不可容忍的! 程序员对高响度有一种癖好, 绝对的癖好! 在震耳欲聋的音响中, 他可以获得某种其机制尚待研究的快感。 好在高响度是所有程序员的共同癖好, 因此不存在影响别人的危险。 有时候, 若干程序员聚在一起寻求这种共同的快感, 其情形更是令人瞠目。

还有一个情况最令人恼火, 程序员发现有某种东西 (他管这叫病毒) 干扰了他的机器, 他输入机内的许多程序常会无故丢失。 这还了得?! 当然, 这是考验自己才能的时刻, 必须保持冷静。 于是他坐下来, 与有关机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人机对话。 然而遗憾的是, 毕竟他还不是高级程序员, 结果收效甚微。

紧张的一天终于过去了, 当他最后一次检查完机房后, 一天的劳累顿时会聚成无可抗拒的睡意……

长夜漫漫, 星星依然闪烁。

一九九二年写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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